題討論

 

李氏朝鮮的醫女制度和著名醫女

 

范永聰 區顯鋒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

 

 

一、引 言  

在東亞史上,基於傳統儒家思想中男女有別的觀念,中國、日本、朝鮮三國均有由女醫負責診治患病婦女的傳統。根據歷史記載,中國女性從事醫療工作,自古已有。雲夢睡虎地秦墓竹簡《日書甲種》中謂:「壬寅生子,不女為醫,女子為也。」漢(公元前206公元220年)、唐(618–907年)兩代之間,女性在求子、墮胎、分娩以至產後護理等醫療工作上都發揮重要功能。《漢書》記載,宮廷中的后妃若在分娩前後生病,不僅需要看產婦女照顧,更需女醫下藥治病。[1] 及至唐代,始有文獻記載女醫在宮廷內的編制。[2] 其後,與中國一水之隔的日本也參照《唐律》,於公元715年頒佈《養老律令》,當中的《醫疾令》便載有〈女醫條〉,規定宮廷女醫的來源、入選年齡、考課內容的形式,是為日本早期記載宮廷女醫的重要文獻。[3] 此外,根據其他古代文獻,也可得知朝鮮半島上早已出現女醫。相傳在日本稱德女天皇(764–770年在位)時期,有一位祖籍朝鮮百濟國(公元前18公元660年)名叫小手尼的女看護僧,精於醫術,後東渡日本,曾嘗試為天皇動手術。[4] 由此可見,在公元七、八世紀時的東亞地區,女醫在宮廷內從事醫護工作是鐵一般的事實。  

 

明代(1368–1644年)初年,后宮設六局,其中尚食局掌醫藥之事,掌司者為女官。成祖(1402–1424年在位)朝以後,改由內侍太監充任,惟月子房仍由女性執掌,因其專供宮內孕婦生產之故。然而,民間醫婦亦時有出入內宮,為皇后及妃嬪們診症治病,卻沒有被編入為常設的宮廷醫藥人事制度。[5] 故此,有明一代,中國始終沒有發展出像朝鮮醫女制度般,以女性擔當王宮內若干醫護工作的特殊醫療制度。至於傳統中國男性醫員之所以人手充足,實有賴完備及穩定的人才培訓制度。例如明代太醫院內,無論醫官、醫士及醫生,全以醫家出身的子弟充任,這便是著名的醫籍制度。[6]

 

女性肩負醫療工作在朝鮮可說歷史悠久。李氏朝鮮(1392–1910年)時期的「醫女」制度,在其醫學發展史上扮演了極重要的角色。透過探討朝鮮時代的醫女,除了可以加深對朝鮮醫學史的了解外,更能窺探該國婦女在當時的社會地位。因此,本文嘗試先以醫女制度的起始和流變作縱向論述,然後羅列並簡述著名朝鮮醫女,希望透過點和面的敘述和寫照,俾讀者對「朝鮮醫女」有一個綜合及立體的了解。

 

二、朝鮮醫女制度的起源和確立

李氏朝鮮的醫女制度始創於朝鮮太宗(1400–1418年在位)一朝。據《朝鮮王朝實錄太宗實錄》所載,李朝初年基於傳統以來「男女授受不親」的觀念,宮廷內的女性在患病時都不能接受男性醫官的診治,導致大量宮女死亡。於是檢校漢城尹知濟生院事許衜便於太宗六年(1406年)三月向太宗建議從濟生院倉庫宮司[7] 中取童女數十人,授以脈理、針灸等醫藥知識,專以負責全國婦女診治之事。此建議為太宗所接納,[8] 是為朝鮮醫女制度之始。

 

醫女制度建立以後,得到長足的發展。朝鮮國內婦女如若患病,大多會交由醫女醫治,而醫女們亦能專心治理,不負所託。到了太宗十八年(1418年)六月時,甚至出現了醫女人數供不應求的情況。當時禮曹以濟生院的報告為依據,向太宗上言,指出醫女合共只有七人,當中成才者五人,但分處各道,人手嚴重不足,故應從各司官婢中多取十名年齡十三歲以下的少女,送往濟生院接受醫學訓練,以補不足。太宗對此建議深感認同,欣然答允,醫女的數目因而大增。[9]

 

世宗(1418–1450年在位)一朝可說是朝鮮醫女制度的確立時期。有關醫女的挑選準則、道德教育及醫學訓練的內容,均於這三十餘年內確定。世宗對於醫女的訓練及挑選尤為關注,他即位之初,便於四年(1422年)十月傳旨予濟生院,命令其嚴加訓練院內的在學醫女;同時,又要求禮曹及承政院必須經常考察一眾醫女的表現。[10] 至於挑選醫女方面,世宗亦於五年(1423年)十二月接納禮曹的建議,從地方各道上挑選穎悟童女入宮,接受醫學訓練:

 

禮曹啟:「……先將忠清、慶尚、全羅道界首官官婢內,擇年十五歲以下,十歲以上,穎悟童女各二名,依選上女妓例,給奉足送于濟生院,與本院醫女,一處教訓,待其成材,還送。」  從之。[11]

 

各道童女在正式學習醫學知識之前,世宗還規定她們必須先熟讀《千字文》、《孝經》、《正俗篇》等書籍,藉以確保她們能擁有基本的道德操守,以及讀寫漢字的能力。[12]

 

雖然世宗十分著緊醫女的挑選及訓練過程,但他對醫女在王宮內的待遇卻不太在意。醫女在世宗朝時尚無固定的俸祿,她們主要依靠朝廷的「賜米」維生,但這種「賜米」只出於君主的一時喜惡,絕非定制,所以醫女的生活並無具體保障。例如世宗十九年(1437年)時,朝鮮出現饑荒,各道上繳的米糧數目銳減,而民間賑濟災民的費用亦甚為鉅大,故議政府於同年三月向世宗上言,請求暫停舞童、女妓及醫女等五百三十餘人的賜米,世宗隨即答允。[13] 此例足證醫女在世宗一朝時的生活並不穩定,隨時都可能要面對因暫停賜米而帶來的財政問題。

 

生活缺乏保障之餘,富有專業醫藥知識的醫女有時也不能專心從事醫療方面的工作。她們有些會被王族、士大夫或兩班貴族納為姬妾,因而被迫放棄職務。例如世宗三十年(1448年)八月,繕工監正李士平便因私納平原大君之醫女栢伊為妾而遭世宗下令罷官。[14] 雖然如此,但並不能改變部分醫女因被納為妾而停止工作的事實。

還有,世宗三十一年(1449年)四月,李氏王室宗親之間因爭奪土地而爆發糾紛。由於是次爭端牽涉到兩班士大夫所屬的貴族婦女,故宮中男性官員不便插手調查。最後世宗竟命醫女臨時肩負調查的任務。[15] 由是足見世宗雖有確立朝鮮醫女制度之功,但醫女肩負醫療以外的工作,亦實始於世宗一朝。

 

三、文宗至成宗時的醫女制度

朝鮮醫女制度在文宗(1450–1452年在位)、世祖(1455–1468年在位)及成宗(1469–1494年在位)三朝五十年間達至成熟。文宗元年(1451年)四月,議政府依照由禮曹呈上的報告,向文宗指出當時王宮內大部分醫女均為祖籍漢城以外的人士,她們在京師並無產業,生活困苦,故懇請文宗依從女妓之例,每歲給予每位醫女一石白米,文宗立即答允。[16] 雖然只是區區每歲一石白米,但朝鮮的醫女自文宗朝起,總算能擁有較為穩定的收入。這不得不說是朝鮮醫女史上的一個重要里程碑。

 

繼文宗而為朝鮮國王的世祖,對醫女的醫學訓練及升遷考核至為注意。他於九年(1463年)五月頒布《獎懲法》,使朝鮮醫女制度更具規模:

 

庚戌,禮曹啟醫書習讀官及醫女勸懲條件:「……醫女惠民局提調,每月講所讀書及曾讀書通不通,置簿。每月畫多者三人,開寫啟聞,給月料,其中三不通者,定惠民局茶母,滿三略以上,還許本任。」  從之。[17]

 

由此可見,世祖所建立的《獎懲法》,旨在規定醫女每月必須閱讀的書籍,加以考試評核,成績優異者可獲俸祿,成績不及理想者則會下放為「茶母」(負責在官衙中擔任雜務及保安的賤婢),待醫術稍有進步時才有機會復職。此外,世祖還規定,醫女一年可獲發兩次俸祿,但茶母則不能享有此權利。另外,當時的醫女除務必品格高尚外,還須逐步學習診症、助產、把脈、針灸及研讀醫書。至於判定新入宮宮女是否處子的工作,也大多由醫女負責。[18]

 

雖然世祖所創立的《獎懲法》在某程度上已確立了醫女的升遷制度,但直至世祖朝末年為止,醫女之間的上下等級還是十分模糊。成宗繼承王位之後,決心使醫女制度更臻完整,遂於九年(1478年)二月接納禮曹的建議,對醫女制度作出一連串的改革及補充:

 

禮曹啟醫女勸課條:「藝文館員及有名文臣二員,無差教授,輪次教誨。醫女所讀書:《直指脈》、《銅人經》、《加減十三方》、《和劑婦人門》、《產書》。醫女分三等:一曰內醫二人,每朔給糧,二曰看病醫二十人,以前月講,畫多者四人,給料。三曰初學醫。提調每月上旬講書,中旬診脈、命藥,下旬點穴。歲抄醫司提調,令講方書,診脈、命藥、點穴,通考一年講畫升降,其中不通多者,奪奉足。初年,奪一名;次年,奪二名;三年,還本役。初學醫,勿定看病,俾專學業。年滿四十而不通一方,無他技者,還本役。每年各司婢予一名,揀擇充數。」  從之。[19]

 

透過嚴格規定醫女必須研讀的醫學書籍,將可逐步把醫女的醫學水平提升,從而對朝鮮醫學發展作出更大的貢獻。至於把醫女們分為三大等級,則旨在確立醫女的升遷體制,使朝鮮醫女制度更見完備。

 

與此同時,朝鮮王朝的醫療體制在成宗一朝時也發生了變化。成宗九年(1478年)十一月,應禮曹的要求,把「濟生院」易名為「濟生署」,並正式規定其職責為收集全國各道鄉間藥材、編纂醫書、考核醫員、教育、訓練及管理醫女等。[20] 另外,由於精於醫術的醫員及醫女日益減少,故承政院向成宗建議多加選擇十餘歲的女子入宮,命其先修讀《四書》等中國傳統儒家經籍,然後再學習醫術。成宗對此建議大表贊同,並把入宮童女的年齡定為十二至十三歲。[21] 此舉無疑擴闊了醫女的來源,使朝鮮醫女制度能得到更大的發展。

 

四、醫女制度的變質及其末流

自朝鮮開國起計,經歷近一百年的發展,朝鮮醫女制度本已接近完善,不料卻在燕山君(1494–1506年在位)一朝時遭到空前的破壞。燕山君為朝鮮史上著名的暴君,他在位期間,下令醫女必須向官妓學習侍奉之道,並參加各種王宮歡宴場合,充當侍候。當中不少醫女更被迫淪為「醫妓」,成為兩班士大夫的玩物。[22] 及後,燕山君由於過分暴虐,卒為朝中士大夫所廢;王位由其弟晉城大君李懌繼承,是為中宗(1506–1544年在位)。中宗鑒於醫女道德過於敗壞,乃於五年(1510年)二月,下令禁止醫女出席宮中各式大小宴會,如有違者,將交予司法部門論斷。[23]

 

雖然中宗銳意改革醫女制度自燕山君一朝以來所養成的歪風,不過願意與他合作的朝臣卻少之又少。為此,中宗曾於十二年(1517年)八月下達教令,對士大夫宿娼,尤其是以醫女代替官妓之行為加以指責:

 

上曰:「近日士大夫以宿娼之事,被罪者多。……不絕根株,而罪其犯者,予意為未便也。京中時在者亦多,而流傷之習,莫不由此而興。……且醫女之設,必為精學醫術,治藥於宮中及士族之家也。近來士大夫宴會,不用女樂,故一切以醫女用之,無有學術之時,禮曹當勤撿察。」[24]

 

到了中宗十五年(1520年)三月,禮曹向中宗報告出現官婢不足的問題,並指出不少官員皆認為可使醫女充當官婢,以解燃眉之急。中宗對此提議大為不滿,遂再次下令絕對不可以醫女替代官婢。[25]

 

可是,醫女充當官妓的風氣已積習難返,絕非中宗一己之力可以扭轉。中宗十七年(1522年)八月,朝廷發現有六曹官員竟公然把醫女當作「醫妓」,中宗大怒之下,乃下命罷革禮曹郎官及樂院官員之官職,並依法斷罪。[26] 中宗二十一年(1526年)二月,朝廷又發現有兩班官員利用醫女作臨時捕盜員,命其參與緝捕盜賊的工作。中宗認為此事大大違背了當初設立醫女的本意,乃表不悅,並命不能再犯。[27] 中宗三十年(1535年)十月,大司憲許沆更向中宗報告,惠民署[28] 久任訓導等負責醫女教育的官員,竟率醫女數十人與大小各司官員及無賴惡少等人結黨,並日夜聚會,設宴歡愉。醫女在這事件中無疑是擔當了「醫妓」的角色,而她們的報酬就只是一些額外的假期。中宗對此事自然感到十分痛心,並依例再次下令禁止。[29] 由此足見,即使中宗如何努力,都似乎難以徹底改變燕山君一朝醫女被迫充當官妓的遺風。

 

雖然中宗在糾正醫女道德風氣的工作上未能取得成功,但他在位期間,還有兩件與朝鮮醫女制度發展息息相關的事情是值得一提的。首先,中宗在十一年(1516年)十一月,下令規定醫女在不用工作時可穿著「大紅」(即鮮紅)色的衣服。[30] 其次,即為解決醫女所生之子女的身份問題。自從朝鮮太宗創立醫女制度開始,百餘年來,朝廷一直未能解決這個問題,導致社會上出現極大的困擾。由於醫女的出身至為複雜,即使是官婢或妓女也能透過努力學習醫術而成為醫女,故此不少女子在正式成為醫女之前,可能早已育有子女;同時,自從燕山君開創把醫女充當官妓的風氣後,不少淪為官妓的醫女又意外懷孕,以致誕下子女。這兩種由未婚醫女所誕下的子女,構成了朝鮮醫女史上著名的「家畜問題」。所謂「家畜」,即在家中畜養婢女或妾侍的意思。故此,「家畜問題」的中心,即為解決醫女被士大夫畜養為婢女或妾侍前所生的子女的身份問題。這個問題最終在中宗朝得到解決。中宗十三年(1518年)四月,依照朝鮮《大典續錄》[31] 所定,中宗下命醫女在「家畜」前所生的子女,由於來歷不明,故一律列為賤民階級。[32]

 

中宗以後凡歷百餘年,朝鮮醫女制度並沒有明顯的改變。英祖(1724–1776年在位)朝時,醫女被分為內醫院醫女及惠民署醫女兩種等級。她們每個月均需接受評核,內容以《銅人經》或《纂圖脈》等醫書為主,藉以作為升遷的標準。正祖朝(1776–1800年在位)時,對醫女所佩戴的頭飾更有嚴格的限制,如正祖十二年(1788年)十月便明文規定惠民署所屬醫女頭戴由黑布造成的「加里磨」[33];而內醫院所屬醫女由於較為高級,故可佩戴由黑色綢緞所織成的「加里磨」,藉以辨別醫女之間的高低身份。[34] 不過,燕山君一朝的歪風尤在,英祖、正祖兩朝之世,醫女除了肩負醫務工作外,仍須陪同兩班士大夫出席宴會。故此,同時集醫、妓兩種職務於一身的醫女還是屢見不鮮,[35] 她們亦因此被冠上「藥房妓生」的稱號。[36] 正祖朝時文人李德懋撰《青莊館全書》,書中錄有一首題為〈醫女〉的詩,內云:「天桃高髻木魚鬂,紫的回裝草綠衣,應向壁藏新買宅,誰家今夜夜遊歸。」除了細緻地形容了醫女的外觀和裝束外,更描繪出當時醫女的生活。[37]

 

正祖一朝以後,朝鮮醫女制度已可說是進入衰敗期。高宗(1863–1907年在位)朝時,內醫院有醫女二十二人,惠民署則有七十人。當時朝廷還規定每隔三年,便於諸道、邑眾多婢女中選擇年少聰敏者入宮,授以醫書知識,成才後或留宮中,或移還本邑。[38] 雖然醫女的選拔和訓練工作依然持續,但到了高宗朝中期以後,醫女在國家醫療工作中的重要性已明顯大大減低。高宗二十一年(1884年),朝鮮發生甲申政變,主張改革傳統醫療體系的呼聲隨著政變響起。在近世西洋先進醫學的影響下,朝鮮終於接受了西方醫術。長久以來在朝鮮國內從事傳教工作的北長老教會,於高宗二十二年(1885年)在首都漢城以北創辦王立病院,及後又興辦廣惠院(又稱為濟眾院),專以負責朝鮮全國八道的地區醫療工作。翌年(高宗二十三年,1886年)北長老教會西人女醫蕙論(Annie J. Elless, M.D.)開始於王立病院替朝鮮公主及王室婦女治病,漸受宮廷信任。於是傳統王宮中的一眾醫女及醫官即告失去其存在價值。[39] 何況,在朝鮮末年之際,醫女的道德更形敗壞,社會上甚至出現不少醫女出身的全職妓女,這對醫女一直以來專門負責醫療工作的歷史事實可說是一大諷刺。及至高宗三十一年(1894年),朝鮮在日本脅迫下推行了所謂「甲午更張」的改革運動,醫女制度正式被廢除,「醫女」一詞才在朝鮮歷史上徹底消失。[40]

 

五、朝鮮史上的著名醫女

朝鮮醫女制度自創建至正式廢除,凡歷四百八十八年。雖說朝鮮王朝是一個深受傳統中國儒家學說影響,奉行男尊女卑主義的王朝;但縱觀朝鮮王朝的最重要官方史料——《朝鮮王朝實錄》,卻還可見不少關於醫女事跡的記錄。誠然,醫女的事跡會基於不同原因而被記載於《朝鮮王朝實錄》之內:她們當中有的是因為醫術出眾而名留青史,有的則因為私德敗壞而被逐出宮外;雖然多數醫女只留下數十字的記錄,但總算能夠較清楚地展現了朝鮮醫女的歷史面貌。總的來說,在朝鮮史上比較重要或著名,而其事跡又被《朝鮮王朝實錄》記錄下來的醫女,共有十三人,以下是她們的生平概略。

 

(一)長德:成宗朝濟州島醫女,以醫治牙患馳名全國。長德於成宗十九年(1488年)去世。同年九月,濟州島牧使許熙向朝廷上書,請求保存長德精湛的治齒醫術。朝廷乃下令許熙盡全力於濟州島上搜尋長德的傳人,不論男女,一經尋獲,即派兵護送回京。[41]

 

(二)張德:成宗朝醫女,著名醫女貴今的老師。據《朝鮮王朝實錄•成宗實錄》所載,朝鮮右承旨權景禧於成宗二十三年(1492年)六月向朝廷上疏,指濟州島有一名叫張德的醫女,擅長替人醫治牙患,更能治癒瘡痛之症。但她已屆年老,遂把一身醫術盡傳予私婢貴今。濟州島的官員為了保存張德的醫術,乃命兩名年輕醫女跟隨她習醫,以期在她逝世前習得其醫術,但張德卻不肯把精湛醫術傳予二人。[42]

 

(三)貴今:成宗朝王宮內醫女。本為私婢出身,七歲起隨濟州著名醫女張德習醫,十六歲學成,盡得醫治牙患和瘡痛之術,後來得到朝廷賞識而被贖為醫女,生活有所改善。朝廷曾命兩位醫女跟從貴今習醫,可惜失敗告終。貴今因此而被懷疑欲獨存其醫術,以求「獨擅其利」。然而,貴今解釋不是她不肯傳授醫術,而是朝廷所派來的二人資質太差,未能盡得其真傳而已。[43] 貴今的出道經歷說明民間女醫憑藉本身精湛的醫術及在地方上的名聲,可以一躍而成為宮廷內的女醫。不過,縱有特殊的技能,貴今的身份只不過從私婢轉變為官婢,而其專業技能也只能成為國家的資產。

 

(四)黃乙:成宗朝民間醫女,善於醫治身中蠱毒的病者。由於身懷絕世醫術,故秘而不傳。朝廷把她活捉以後,先後三次向其施刑,卒能盡得其醫術。[44]

 

(五)粉伊:成宗朝民間醫女,曾跟隨黃乙習醫,但其醫術卻遠遜黃乙。[45]

 

(六)接常:成宗朝王宮內醫女。當時名臣徐居正(1420–1488年)曾被其施針治病,痊癒後為接常賦詩云:「白髮紅顏愈健強,人言醫術最精詳,沈綿我病長年事,救活君恩幾日忘,頗信胸中多妙術,誰知肘後有良方,明堂訣罷還歸去,裊裊香烟艾炷光。」又另作詩戲曰:「汝是女和緩,活人應有方,要須砭病骨,不必撓剛腸,信手渠能炷,顰眉我忍傷,深恩無以報,聊復飛壼觴。」[46] 不但道出接常的精湛醫術,還描述了她的美貌和風情。

 

(七)長今(大長今):長今是中宗朝著名醫女,其醫術深受中宗肯定和信任。她除了被中宗加封為「大長今」外,更是朝鮮歷史上第一位獲准替國王診症的女御醫,可說是朝鮮醫女中的佼佼者,其一生事跡甚具研究價值。長今究竟於何時正式成為王宮內的醫女,由於史籍沒有明確記載,已無從稽考。不過,根據《朝鮮王朝實錄中宗實錄》的記載,「長今」一名首次在朝鮮王朝史上出現,是在中宗十年(1515年)三月。[47] 可以肯定在此以前,長今已為王宮內的醫女。

 

雖然長今在朝鮮醫女史上享有極崇高的地位,但她在王宮內也絕非一帆風順。中宗十年(1515年)三月,大行大妃昇遐,內醫員河宗海被憲府彈劾,指其醫治大行大妃不力,兼又進藥誤時,導致大妃喪命。基於這個原因,不少大臣要求中宗把河宗海囚禁於義禁府,由司法機關論斷其罪。是次事件除了牽涉另外數名內醫員外,更禍及包括長今在內的一眾醫女。蓋長今當時負責送藥予生病的大行大妃服用,故在大妃身故以後,她亦同時被指責進藥誤時,不少官員也提出懲治長今的要求。然而,中宗認為河宗海在大行大妃生病時已盡力醫治,大行大妃昇遐乃屬天意,實與河氏無關;至於長今,則由於較早前妥善照顧中宗王妃羅淑儀生育,因而立下大功,故中宗也沒有怪罪於她。[48] 長今因而得以避過一劫。

 

中宗十九年(1524年)十二月,長今再次被一眾大臣攻擊。當時長今已憑藉其精湛醫術及累積多番功勞而被中宗加封為「大長今」,並且成為中宗的主診御醫女。[49] 但在傳統尊男抑女思想所主宰的朝鮮社會裡,長今被加封為「大」,以及成為朝鮮史上第一位女御醫的事實,難免令一眾身為男兒身的官員大受刺激。故此,官員們聯合向中宗上疏,力勸中宗絕不能把尊貴的龍體交予一名身份低賤的醫女。可是,中宗對長今的醫術十分信任,他向朝臣明確表示:「醫女大長今,醫術稍優於其類,故方出入大內而看病。」[50] 長今憑著其精湛的醫術,除了得到中宗的信任外,更能使她順利避過傳統思想的攻擊。

 

接受了「大長今」的封號之後,長今在王宮內的生活可以說是順利得多了。據《朝鮮王朝實錄中宗實錄》所載,自中宗二十八年(1533年)起,長今曾先後兩次接受中宗的賞賜,第一次是中宗二十八年二月,長今因與內醫院一眾醫官治癒中宗的頑疾,因而獲得讚賞:

 

甲申,傳曰:「予累月未寧,今幾差復,藥房提調及醫員等,不可不賞。左議政張順孫熟馬一匹,禮曹判書金安老、前都承旨丁玉亭、常山都正末孫加資。……醫員河宗海加資准職,同知朴世舉、洪沉加資,各賜米太六石。金尚坤加資,兒馬一匹。金守良、盧漢明、掌務官員等,各兒馬一匹。醫女大長今、戒今各米太并十五石,官木綿正布各十匹。」[51]

 

長今第二次獲得中宗賞賜,是在中宗三十九年(1544年)二月。這次長今因再度治癒中宗的疾病,獲賞賜白米五石。[52]

 

高宗晚年身體尤為虛弱,經常患病。據《朝鮮王朝實錄中宗實錄》所載,長今在治療中宗的過程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中宗三十九年(1544年)正月,中宗感染風寒,咳嗽大作,久未痊癒,甚至不能出席經筵。長今乃與醫女銀非、內醫員朴世舉及洪沉等商議如何醫治中宗,幾經艱辛,總算把中宗的病治癒。[53] 不過,這時中宗的身體已非常衰弱。同年十月,中宗再染頑疾,更曾連續三天大、小便不通。內醫員朴世舉、洪沉及長今多次替中宗診治,總算能使其「小便漸通」,但總的來說,病情進展不大。[54] 兩個月後,中宗更病重昇遐。雖然長今最終不能把中宗治癒,但從《朝鮮王朝實錄中宗實錄》中的內容來看,長今的一生功績,絕對稱得上是朝鮮醫女中的第一人。

 

(八)戒今:中宗朝王宮內醫女,曾因與醫女長今、醫員河宗海、朴世舉及洪沉等治癒中宗的頑疾,中宗二十八年(1533年)二月,獲賜白米十五石及官木綿正布十匹。[55]

 

(九)銀非:中宗朝王宮內醫女,於中宗三十九年(1544年)二月因治病有功而被中宗賞賜白米三石。[56]

 

(十)西施:明宗(1545–1567年在位)朝王宮內醫女,醫術超卓,頗負名聲,負責為宮內后妃治病,深得明宗信任。明宗二十年(1565年)四月,明宗親母文定王后(中宗后)因病昇遐,由於西施曾為文定王后診治,故為兩班官員指責其治病不力,進藥誤時,甚至有官員要求明宗下旨,治其重罪。然而明宗認為西施已盡全力,「如今生變,非其罪也」,若使西施下獄,恐怕文定王后在天也不得安寧,故不答允諸位大臣的請求。西施因而避過大禍,繼續在宮中擔任醫女。[57]

 

(十一)秀蓮妃:宣祖(1567–1608年在位)朝「內殿診候醫女」。其醫術深得宣祖的肯定,主要為王宮內殿裡諸位妃嬪診病。[58]

 

(十二)愛鍾:宣祖朝王宮內醫女。根據《朝鮮王朝實錄》的記載,愛鍾是第一位因醫術不精及私德敗壞而被朝鮮國王下令罷職的醫女。宣祖三十三年(1600年)六月,大行大妃沈氏昇遐。由於愛鍾曾為沈妃的近身醫女,故遭兩班大臣彈劾其醫治大妃不力。內醫院一些醫官更向宣祖報告,指責愛鍾在替沈妃診脈期間,脈案錯漏百出,明顯是醫術不精之故。另一方面,更有大臣指愛鍾曾為醫妓,私德極為敗壞,故力主對其嚴懲。宣祖雖認為愛鍾在醫治沈妃期間已盡全力,故無需接受懲罰;但她確實醫術不精,且曾為醫妓,私德敗壞亦為事實,故終下命罷黜其職。[59]

 

(十三)連生:仁祖(1623–1649年在位)朝王宮內醫女,主要負責替中宮娘娘治病。仁祖二十三年(1645年)十月,中宮娘娘得病,經內醫官崔得龍及內醫女連生診治後仍無起色,但仁祖對中宮娘娘的病況竟一無所知。兩班官員向仁祖報告,懷疑崔得龍及連生二人刻意隱瞞中宮娘娘的病情,圖謀不軌。仁祖大怒之下,乃逮捕崔得龍及連生二人下獄,等候發落。事件調查期間,崔、連二人把中宮娘娘的病情報告清楚,乃得赦免。不過,此事之後,連生的醫術及德行遭到仁祖及一眾大臣的懷疑,再難取得信任。[60]

 

六、結 語

朝鮮醫女制度呈現醫療制度上性別分工的現象,醫女主要負責王宮內女性的診脈、針灸、點穴、命藥、方書等工作,扮演著輔助太醫的角色。醫女的知識傳承渠道全頼官方的機制,這有別於中國明代依靠家學的民間女醫,所以朝鮮醫女的醫學知識往往有所局限,只能通曉針灸和基本的外科知識,因此她們的專業地位也自然遠遜於男性醫員。對於表現出色的醫女,在朝中換來的只是猜疑。例如長今憑藉其精湛醫術,得以出入內廷,伺候國王,卻遭受朝臣非議。

 

醫女多為官婢出身,有幸被挑選出來學習醫術,還有機會入宮,不失為改善生活的途徑,甚至有些更可以改變身份和社會地位。在身份制度森嚴的社會?,長今便憑醫女的職位得到賞賜和信任。

 

由於《朝鮮王朝實錄》是一部編年體裁,而且以君主言行為記錄中心的官方史料,故其對於個別醫女的事蹟和形象,也只能基於鳳毛麟角的資料來重新呈現。《朝鮮王朝實錄》記錄她們的名字,只因她們牽涉到賞罰刑責之事,尤其當王室成員染病失救時,便經常出現興師問罪的情況。在茫茫的官方記錄中不難發現歷代醫女只留下名號,而鮮見其姓氏,足證她們在男權至上而身分階級極為嚴謹的社會中,幾乎沒有獨立的身份認同。不過,作為一種特殊的醫療體制,朝鮮醫女制度雖然反映朝鮮歷史上婦女地位低微的事實,但也同時突顯了朝鮮歷史與文化中與眾不同的特性。


[1]     參閱李貞德:〈漢唐之間的女性醫療照顧者〉,《臺大歷史學報》,第23期(19996月),頁126129131

[2]     《舊唐書》職官志中記有尚食局,其下設「司藥二人、典藥二人、掌藥二人、女史四人」。見[後晉]劉昫等撰:《舊唐書》,第三冊(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卷四十四,志第二十四,職官三,頁1868-1869

[3]     〈女醫條〉中記載:「女醫,取官戶婢年十五以上,廿五以下,性識慧了者卅人,別所安置。教以安胎產難,及創腫傷折針灸之法,皆案文口授。每月醫博士試,年終內藥司試,限七年成。」參閱井上光貞校注:《律令》(東京:岩波書店,1976年),頁426

[4]     三木榮著:《補訂朝鮮醫學史及疾病史》(京都:思文閣,1991年),頁33

[5]     據《酌中志》記載,明神宗母親慈聖皇太后患眼疾,曾召醫婦劉氏進慈寧宮診治。參閱陳可冀、李春生合編:《中國宮廷醫學》,上卷(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3年),頁366-367385

[6]     []李東陽等奉敕撰,申明行等奉敕重修:《大明會典》,萬曆十五年司禮監刊本,第五冊(臺北:文海出版社,1964年),卷二百二十四,太醫院條,頁2963-2971

[7]     李氏朝鮮王朝的濟生院於朝鮮太祖(1392–1398年在位)六年(1397年)依從功臣趙浚之建議而設立,其主要職責為收集朝鮮全國八道的鄉間藥材,並運送到首都漢城,以供王宮之用。另外,自太宗朝起,濟生院還需肩負教育醫女、研究藥材之藥性及編纂醫書等工作。由此足見其實為朝鮮初年振興醫學發展最為有力的機關。直至朝鮮世祖六年(1461年),濟生院併入惠民局(後改名為惠民署),它才在朝鮮歷史上徹底消失。至於倉庫宮司,則為管理濟生院所屬一切物品的部門。參閱三木榮著:《補訂朝鮮醫學史及疾病史》,頁340

[8]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第一冊(漢城:國史編纂委員會,1968年),《太宗實錄》,一,太宗大王實錄卷第十一,頁351

[9]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第二冊(漢城:國史編纂委員會,1968年),《太宗實錄》,二,太宗大王實錄卷第三十五,頁235

[10]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第二冊,《世宗實錄》,一,世宗大王實錄卷第十八,頁511

[11]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第二冊,《世宗實錄》,一,世宗大王實錄卷第二十二,頁566

[12]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第二冊,《世宗實錄》,一,世宗大王實錄卷第二十二,頁570

[13]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第四冊(漢城:國史編纂委員會,1968年),《世宗實錄》,三,世宗大王實錄卷第七十六,頁56

[14]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第五冊(漢城:國史編纂委員會,1968年),《世宗實錄》,四,世宗大王實錄卷第一百二十一,頁96

[15]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第五冊,《世宗實錄》,四,世宗大王實錄卷第一百二十四,頁127

[16]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第六冊(漢城:國史編纂委員會,1968年),《文宗實錄》,全,文宗大王實錄卷第七,頁374

[17]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第七冊(漢城:國史編纂委員會,1968年),《世祖實錄》,一,世祖大王實錄卷第三十,頁575

[18]   三木榮著:《補訂朝鮮醫學史及疾病史》,頁349

[19]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第九冊(漢城:國史編纂委員會,1968年),《成宗實錄》,二,成宗大王實錄卷第八十九,頁558

[20]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第九冊,《成宗實錄》,二,成宗大王實錄卷第九十八,頁668

[21]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第十冊(漢城:國史編纂委員會,1968年),《成宗實錄》,三,成宗大王實錄卷第一百七十五,頁689

[22]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第十三冊(漢城:國史編纂委員會,1968年),《燕山君日記》,二,燕山君日記卷第五十六,頁671676-677

[23]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第十四冊(漢城:國史編纂委員會,1968年),《中宗實錄》,一,中宗大王實錄卷第十,頁409

[24]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第十五冊(漢城:國史編纂委員會,1968年),《中宗實錄》,二,中宗大王實錄卷第二十九,頁324

[25]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第十五冊,《中宗實錄》,二,中宗大王實錄卷第三十八,頁631

[26]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第十六冊(漢城:國史編纂委員會,1968年),《中宗實錄》,三,中宗大王實錄卷第四十五,頁155

[27]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第十六冊,《中宗實錄》,三,中宗大王實錄卷第五十六,頁499

[28]   惠民署前身為惠民局,是李朝承襲前代高麗王朝(918–1392年)而設置的民間診療機構。朝鮮世祖十四年(1468年)定名為惠民署。除了負責民間醫療的工作外,也同時作為醫學生徒及醫女的培訓場所。到了李朝末年,惠民署的醫療功能大大減低,高宗二十年(1883年)終被廢置。參閱三木榮著:《補訂朝鮮醫學史及疾病史》,頁340

[29]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第十七冊(漢城:國史編纂委員會,1968年),《中宗實錄》,四,中宗大王實錄卷第八十,頁612

[30]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第十五冊,《中宗實錄》,二,中宗大王實錄卷第二十六,頁232

[31]   朝鮮《大典續錄》成書於成宗二十三年(1492年),其內容主要與朝鮮王朝的朝儀和典章制度有關。

[32]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第十五冊,《中宗實錄》,二,中宗大王實錄卷第三十二,頁426

[33]   「加里磨」為古朝鮮語,意指黑色狀如書套的方形帽子,又稱為「冪」。參閱李能和著:《朝鮮解語花史》(漢城:學文閣,1968年),頁70

[34]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第四十六冊(漢城:國史編纂委員會,1968年),《正祖實錄》,三,正祖大王實錄卷第二十六,頁9

[35]   三木榮著:《補訂朝鮮醫學史及疾病史》,頁350

[36]   朝鮮正祖時有文人柳得恭撰《京都雜誌》一書,內載有「聲妓」一條,指出當時內醫院及惠民署的醫女連同工曹的尚衣院鍼線婢經常被傳召出席酒宴,因而有所謂「藥房妓生」的說法,大意指當時的醫女一身兼備醫務和妓生兩種職能。參閱金斗鍾著:《韓國醫學史》(漢城:探求堂,1979年),頁433

[37]   三木榮著:《補訂朝鮮醫學史及疾病史》,頁350

[38]   []薛培榕撰:《東藩紀要》(臺北:文海出版社,1968年),頁368

[39]   金斗鍾著:《韓國醫學史》,頁435

[40]   三木榮著:《補訂朝鮮醫學史及疾病史》,頁350

[41]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第十一冊(漢城:國史編纂委員會,1968年),《成宗實錄》,四,成宗大王實錄卷第二百二十,頁377

[42]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第十二冊(漢城:國史編纂委員會,1968年),《成宗實錄》,五,成宗大王實錄卷第二百六十六,頁192

[43]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第十二冊,《成宗實錄》,五,成宗大王實錄卷第二百六十六,頁192

[44]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第十二冊,《成宗實錄》,五,成宗大王實錄卷第二百六十六,頁192

[45]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第十二冊,《成宗實錄》,五,成宗大王實錄卷第二百六十六,頁192

[46]   李能和著:《朝鮮解語花史》,頁67

[47]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第十五冊,《中宗實錄》,二,中宗大王實錄卷第二十一,頁66

[48]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第十五冊,《中宗實錄》,二,中宗大王實錄卷第二十一,頁64-66

[49]   長今究竟於何時被中宗加封為「大長今」,由於史料缺乏,加上《朝鮮王朝實錄》中沒有明確的記載,故現已極難稽考。不過,有一部被認為屬於野史,名為《李朝鮮國醫官散札記》的史書,卻明確指出長今實於中宗十八年(1523年)被加封為「大」:「醫女長今,其姓亡佚,今時人不可查,十一代中宗王十八年奉運承旨受封號大長今……在其,龍體尚無醫女受治之先,中宗王褘而准之,使乃信非、長今之名亦得受載之故。……後弘文館儒生朴善道賦詩云:『檀羅開國第一女,始為水刺(筆者按:水刺即朝鮮古代於王宮內負責燒飯的宮女。)繼內醫,皇苑護生冠杏林,承旨獲賜大長今,當為一時女仕傑……』」這段文字不但明確指出長今接受中宗加封的時間,更揭示了長今在成為朝鮮史上第一位女御醫前,原來是王宮中一位負責燒飯的小宮女。基於《李朝鮮國醫官散札記》一書並非一部正統史書,而關於長今的出身,又欠缺其他史料作佐證,故筆者對長今在成為醫女前是否水刺一事,實難下定論。不過,對於書中提及長今接受加封的時間,卻頗值得一談。根據《朝鮮王朝實錄中宗實錄》的記載,在中宗十九年(1524年)十二月之前,所有關於長今的記錄,均明確記其身份為「醫女長今」。參閱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第十五冊,《中宗實錄》,二,中宗大王實錄卷第二十一,頁64-66然而,考《朝鮮王朝實錄中宗實錄》於中宗十九年十二月的記載,則可清楚看見關於「醫女大長今」的記錄。參閱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第十六冊,《中宗實錄》,三,中宗大王實錄卷第五十二,頁363。由此可見,雖然根據現存的史料,我們仍無法確知長今接受加封的正確時間,但可以肯定的是,長今實於中宗十九年以前被加封為「大長今」。由是《李朝鮮國醫官散札記》一書中記錄長今於中宗十八年接受加封,也不是絕無可能。

[50]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第十六冊,《中宗實錄》,三,中宗大王實錄卷第五十二,頁363

[51]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第十七冊,《中宗實錄》,四,中宗大王實錄卷第七十三,頁392

[52]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第十九冊(漢城:國史編纂委員會,1968年),《中宗實錄》,六,中宗大王實錄卷第一百二,頁39

[53]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第十九冊,《中宗實錄》,六,中宗大王實錄卷第一百一,頁38

[54]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第十九冊,《中宗實錄》,六,中宗大王實錄卷第一百五,頁151-153

[55]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第十七冊,《中宗實錄》,四,中宗大王實錄卷第七十三,頁392

[56]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第十九冊,《中宗實錄》,六,中宗大王實錄卷第一百二,頁39

[57]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第二十一冊(漢城:國史編纂委員會,1968年),《明宗實錄》,三,明宗大王實錄卷第三十一,頁13

[58]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第二十四冊(漢城:國史編纂委員會,1968年),《宣祖實錄》,四,宣祖大王實錄卷第一百二十六,頁82

[59]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第二十四冊,《宣祖實錄》,四,宣祖大王實錄卷第一百二十六,頁86

[60]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第三十五冊(漢城:國史編纂委員會,1968年),《仁祖實錄》,三,仁祖大王實錄卷第四十六,頁245

 


 

 

 

題討論

  

馬林在中國共產黨創建時期的功過 

 

徐莉君

武漢國民政府舊址紀念館

 

 

馬林(Hendricus Sneevliet, 1883-1942),在中國還曾用菲力蒲、孫鐸等化名,共產國際著名的社會活動家,是參加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共產國際代表。1883年出生於荷蘭鹿特丹,1902年參加荷蘭社會民主黨;在1913年前,曾前往印尼、爪哇從事工人運動和建黨工作;191811月被爪哇當局驅逐,返荷蘭。1920年應邀到蘇聯,化名馬林,參加共產國際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召開的第二次代表大會,指定參加大會殖民地委員會工作,列寧任主席,他任秘書。19214月被共產國際指派為駐中國代表,先到北京,[1] 63日到上海,住在南京路東方大旅店。自19216月至192310月,馬林在中國兩年多時間?,遵循共產國際的指令,為中國革命進行了大量艱巨的工作,作出了特殊貢獻。

 

一、促進了中國共產黨的誕生

192163日,馬林到上海後,根據共產國際代表大會決定,第一件事情就是要中國派出代表參加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馬林派遣張大雷等人去莫斯科。接著,馬林著手完成兩個任務:第一、召集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告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並步署中國共產黨的工作;第二、與中國國民黨領袖孫中山等人商討如何完成民族民主革命任務,建立國共聯合戰線的問題。「五四」運動前後,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列;中國產業工人已超過兩百萬人,而且以獨立的社會力量登上政治歷史舞台,於是,李大釗、陳獨秀等人便開始了建立中國共產黨的醞釀和探索。早在19203月,共產國際派維經斯基一行來華,會見李大釗等人,討論在中國建黨問題,當時,陳獨秀、李大釗、李漢俊、李達等人一致主張成立中國共產黨。正當籌建中央領導機構時,維經斯基離開中國,返回莫斯科,所以這項工作由馬林承擔完成。為了幫助中國共產黨迅速建立起來,推動中國人民的民族民主革命運動,馬林不辭勞苦,南來北往,往返北京和上海兩地,多次具體磋商,首先,與李大釗、張國燾回悟,多次商談,又同上海的李達、李漢俊等會商建黨事宜,並寫信給在廣州的陳獨秀,通知要他召開這次代表大會,請他到上海主持會議。因工作關係無暇離開廣州,只派了代表出席大會。

 

經過馬林的工作,北京、上海的共產主義者統一了思想和認識,根據黨內的醞釀和馬林的建議,李達、李漢俊先後與北京李大釗、廣州的陳獨秀商定,在上海召開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1921723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8號開幕,出席會議的有毛澤東、何叔衡、董必武、陳潭秋、王盡美、鄧恩銘、李達、李漢俊、包惠曾、張國燾、劉靜仁、陳公博、周佛海等十三人,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和尼可爾斯基也出席了會議。會議因陳獨秀未出席,遂推薦張國燾支持會議,宣佈大會開幕並報告會議籌備經過、會議重要意義,提出討論的問題。首先由馬林作了題為〈第三國際的歷史使命和中國共產黨〉熱情洋溢的致詞,他的發言在會上起到核心作用,對中國革命未來的發展方向有著重大影響,他的致詞由李漢俊和劉仁靜即席翻譯。馬林首先指出:中國共產黨的正式成立,具有很大的世界意義,第三國際添了一個東方支部,蘇俄布黨添了一個東方的朋友。他在此次會上希望中國接受第三國際指導,還提出關於聯合戰線問題。[2]

 

730日晚,大會舉行第六次會議,馬林出席了會議,原議程是由馬林對會議討論的各種問題發表意見,然後通過黨的綱領和決議。正當馬林慷慨激揚講話時,突然一個形跡可疑的不速之客闖入會場,張目四望,與會有人問「找誰?」他隨便說了一個人名,就匆忙下樓了。馬林一聽說,從座位上一躍而起,十分機警地說:「此人可疑,我們趕快轉移!」[3] 出席會議的代表除了陳公博、李漢俊外,都按照馬林的意見離開了會場。十分鐘後,法國巡僕包圍了會場,進入室內搜查盤問,結果撲空。馬林的警覺和果斷的決定,避免了一場災難。第二天,會議轉移到嘉興南湖的畫舫上繼續舉行,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綱領》和第一個決議,選舉了中央領導機構,正式宣告中國共產黨的成立。馬林的努力和具體指導,促使了中國共產黨的誕生,起到催生的作用。

 

二、創造了國共合作統一戰線形式

中國共產黨創建初期,只有幾十個黨員,針對發展和壯大自身力量和實現領導權的重大戰略問題,馬林在黨的「一大」致詞中,第一次談到了聯合戰線問題,但還沒有明確提出中共中央與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的合作。然而,會議經過爭論中國共產黨對孫中山的態度問題時,通過了「一般地說,對孫文學說應有批評地、有區別地對待,但他的個別的、實際上是進步的行動應予以擁護,可採取黨外形式和他合作」的原則和方針,也為後來國共兩黨的合作奠定了基石。不久,1922年春,馬林正式向中共中央提出建立國共聯合戰線的建議。馬林提出國共聯合戰線的理論根據有以下三點:1、馬林比較正確地運用了列寧在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上所作的〈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提綱初稿〉中闡明的基本原則,列寧指出:一切共產黨必須幫助在比較落後的以封建的或家長制佔優勢國家的資產階級民主解放運動;無產階級應當同「殖民地和落後國家的資產階級民主派成立聯盟」,但不要和他們合流起來,必須無條件地保持甚至在最萌芽的形式下的無產階級的獨立性。所以,馬林提出聯合戰線的戰略方針是完全符合共產國際通過的殖民地問題提綱的精神。2、馬林依據他在印尼建立印尼社會主義同盟的成功經驗而提出的。在1914年─1918年間,馬林把社會主義聯盟和伊斯蘭教聯盟兩個群眾組織緊密地聯合起來後,也影響到印尼軍隊的聯合。這一條經驗被他運用到中國革命的實際中來,馬林說,「在中國努力同國民黨建立這樣形式的合作是直接以爪哇的成功經驗為依據的。」他相信在中國一定可以實現這種聯合,並強調共產黨和工人運動的獨立性,「保持我們中國共產黨的獨立性是這條路線的邏輯結論。」3、是在馬林經過同孫中山和其他國民黨要人的接觸、了解及調查研究基礎上,認為孫中山有可能接受聯合戰線的戰略方針而提出的。1921年底和1922年初,馬林在上海、桂林和廣州等地,曾廣泛地同孫中山、張繼、廖仲愷等國民黨人接觸和交談,親眼目睹了國民黨人領導的19221月的香港海員大罷工,據此,馬林認為,孫中山「比印度的甘地更富有戰鬥力」,他對蘇俄是友好的,是以推翻北洋軍閥統治的;其組織成份上主要有四類:知識份子,大部份曾參加辛亥革命,對蘇俄革命和紅軍表示極大興趣;華僑、僑民是國民黨中希望統一中國的經濟力量;軍隊的士兵是社會地位低下的群體,孫中山號召他們學習蘇聯紅軍,他們是願意並肯於學習的;工人是這支隊伍的重要成份。馬林認為國民黨強大而共產黨弱小,是他提出國共合作的重要思想基礎;使不能公開活動的中國共產黨人加入國民黨,但不放棄共產黨的獨立性,而且為了宣傳共產黨的主張和開展反帝的群眾運動,共產黨員「參加國民黨更有必要」。[4] 馬林這個設想被後人命名為「斯內夫利特戰略」。據上述,馬林正式向中共中央提出與國民黨建立聯合戰線的建議。他並且立即著手統一戰線的籌備建立工作,首先安排了南方之行,多次與孫中山和國民黨要員進行聯繫、商談,啟發和疏導工作。在中共「一大」後不久,馬林在上海會見了孫中山的重要代表張繼,他們的交談很投機,張繼以國民黨的名譽邀請馬林訪問孫中山。於是,馬林偕張太雷在19211223日從上海出發,路經武漢、長沙,到達桂林,第一次會見了正在組織軍隊北伐的孫中山。馬林作為孫中山的貴客,這次在桂林住了九天。其間,馬林為孫中山的軍官作了關於俄國革命的報告,同孫中山就「關於蘇俄承認他與之結成聯盟的可能性問題」長談了三次,具體討論了開展群眾運動和發動工人的宣傳工作的必要性,介紹了爪哇伊斯蘭教聯盟的發展等問題;孫中山也介紹了國民黨的策略、歷史以及同各國華僑的關係。馬林說明了蘇聯現實並不是實行共產主義,而是實行的新經濟政策,這點孫中山的印象很深刻很好,當時他在給廖仲愷的電報中說:「俄國經濟狀況,尚未實行共產條件,故初聞蘇俄實行共產,甚為詫異。今與馬林談,始知俄國的新經濟政策,與我們的實業計劃,相差無幾,至為欣慰。」在長談的過程中,馬林向孫中山提出三條建議:1、改組國民黨,聯合社會各階層尤其是農工大眾;2、創辦軍官學校,為建立革命武裝之基礎;3、與中國共產黨合作。這次會見,沒有達成甚麼正式協議,孫中山認為蘇俄結成聯盟在事實上是不可能的,但同意派好的同志到蘇俄去學習和考察;不過馬林認為,國民黨「對俄國革命和蘇維埃俄國抱有很大的同情」,是一個進步的革命政黨。尤其是親眼目睹國民黨各地的領導人支持工人運動,更堅信了他提出的建立聯合戰線的戰略方針是會成功的。

 

1922424日,馬林離開上海到莫斯科匯報工作,當時共產國際正決定派越飛為新的駐華代表,馬林提出「陪同越飛來華工作及中共與國民黨建立聯合關係」的意見被接受了。820日,馬林陪同越飛到達北京,不久馬林到上海,這時中國南方局勢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陳炯明背叛孫中山,在廣州武裝叛變,孫中山處於苦悶絕望之中。馬林認為,孫中山原想依靠軍閥的幻想又一次遭到破滅,打擊嚴重,教訓深刻,會「變得更能虛心納諫了」,是進行會談的好時機。822日,馬林作為越飛的代表在上海法租界同孫中山進行了第二次會商。馬林告訴孫中山:共產國際領導已經通知中國共產黨參加國民黨。建議孫中山不要用單純的軍事行動去收復廣州,還要以上海為基地開展一個群眾性的宣傳運動;又使孫中山感到共產國際和蘇聯給了他新的希望,孫中山告訴馬林:現在與蘇俄建立一個更緊密的聯繫是絕對必要的。與此同時,馬林與李大釗、陳獨秀、張繼等也就國共兩黨的合作問題交換了意見。由於馬林的努力結果,孫中山於19228月下旬介紹李大釗加入國民黨,接著,又一批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在馬林和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下,孫中山著手進行改組國民黨的工作。94日,孫中山在上海召開了國民黨改組會議,與會五十三人,贊同孫中山改組國民黨的主張;並指定人員,成立了黨章、宣言、黨務改進計劃等起草委員會。

 

由於馬林的努力,歷經五個月與越飛、孫中山的秘密商談,使蘇共和國民黨之間達成聯合協議的條件已經成熟,越飛於是在19221月從北京到上海會見孫中山,直接洽談,26日著名的蘇聯外交人員和中國革命之父簽定了他們歷史性協定──《孫文越飛聯合宣言》。1923215日,孫中山離上海赴廣州,就任大元帥之職,成立了大元帥府。不久,馬林從莫斯科返回,稍事停留到廣州,第三次會見了孫中山,每週同孫中山會談三、四次,談話中心是與蘇聯的新聯盟和國民黨的改組,會談的直接結果是決定派蔣介石率領「孫逸仙博士代表團」訪問莫斯科、考察蘇聯,並就蘇聯援助問題進行談判。孫中山指示蔣介石與馬林商量旅程,58日,蔣介石和馬林在上海籌組代表團,馬林建議團員由共產黨人沈定一、張太雷和國民黨人王登雲等組成,蔣接受了馬林的建議,代表團816日從上海起程,92日到達莫斯科,1129日離莫斯科,1225日抵達上海。為時約百天的訪問,受到蘇聯黨政領導人和人民的熱烈歡迎,使中蘇越出了兩個國家外交接觸的範圍,成為中國政治發展走向被關注的一部份。這就更增加了孫中山對蘇聯的好感,為孫中山決定召開國民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以及制定聯俄聯共的政策,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其次,是向中共中央反覆闡明國共合作的必要性,做了細緻的說服工作,使中共中央及其代表大會接受了他關於同國民黨實行黨內合作的主張。早在中共「一大」上,馬林就提出了聯合戰線問題,並沒有要求中共立即接受他的意見;1922年春,馬林參加了在杭州西湖召開的中共中央會議,參加會議的有李大釗、張國燾、瞿秋白和湖南的一個很能幹的學生毛澤東。會議主題是討論馬林提出的關於共產黨員、共青團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採取黨內合作的形式,建立國共兩黨聯合戰線的建議。會上,馬林陳述了這一建議的理由:1、共產國際遠東局聯合北方的吳佩孚,排斥南方的國民黨的方針是完全錯誤的。2、國民黨同工人運動和工人組織之間已經建立了聯繫,但國民黨領導集團對群眾運動和民族運動之間的聯繫的重要性缺乏認識,成為中國反帝鬥爭的巨大障礙。3、國民黨鬆懈的組織形式使得在其黨內很容易傳播革命思想,要使共產黨的主張為群眾所接受,共產黨就必須與國民黨建立友好關係。4、共產黨人應該利用廖仲愷等國民黨左翼去改變國民黨的策略。為此,共產黨人就應該加入國民黨,但應保持自己的獨立性。馬林的建議未被中共中央採納,卻遭到了強烈的反對。陳獨秀無條件地反對馬林的建議,說國共兩黨追求的目的完全不同,有著不同的革命基礎。46日,陳獨秀代表中共中央寫信給維經斯基時提出了反對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的五條理由:1、共產黨同國民黨有不同的宗旨。2、國民黨在國際上聯合美國,國內聯合奉張皖段,與共產黨不相容。3、國民黨未發表政綱,除廣東省外被視為是爭權奪利的政黨,共產黨加入會失去信仰。4、廣東實力派陳炯明反對孫中山甚烈,共產黨加入將被陳敵視,而又無法活動。5、共產黨加入國民黨,得不到孫中山的重視。陳獨秀在信中反映了當時共產黨各地對國民黨的認識,和不願意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的態度。一面是共產黨人的這種態度,意味著國共合作是不可能的;一面孫中山嚴詞拒絕共產黨搞黨外聯合戰線,只許加入國民黨,服從國民黨。可見,在建立革命的統一戰線的問題上,兩黨主要領導人都存在著障礙。馬林在192267月間又專程到莫斯科請示。其間,中國共產黨召開了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制定了黨的最低綱領和最高綱領,通過了建立黨外「民主聯合戰線」的決議。馬林於812日返回,堅決反對這個黨外聯合決議案,立即召集中共中央委員會在杭州西湖開會,馬林力言,強調對加入國民黨,改造國民黨的理由:一、中國只有一個民主和民族的革命,決不能有社會主義革命;而且現在無產階級的力量和其所能起的作用都很小。二、孫中山的國民黨是中國現在一個有力量的民主和民族革命的政黨,不能說它是資產階級的政黨,而是一個各階級革命份子的聯盟。三、孫中山可以而且只能容納共產黨加入國民黨,決不會與中共建立一個平行的聯合戰線。四、中共必須學習西歐工會運動,共產國際所推行的各國共產黨員加入社會民主黨工會的聯合戰線的經驗,必須尊重共產國際的意向。五、兩黨的集中意味著革命力量的統一,而且在集中過程中可以使國民黨革命化,共產黨可以逐步實現革命的領導權。[5] 馬林的建議又一次遭到了中共中央委員們的「一致反對」,張國燾和蔡和森認為,國民黨是資產階級的政黨,共產黨參加國民黨就會失去獨立性,黨就會變質;陳獨秀說,國民黨是資產階級的政黨,兩黨集中會引起許多複雜而不宜解決的問題,其結果將有損於革命力量的合作和團結,如果共產國際的決定不能更改和收回,他將服從,但要求孫中山按民主的原則改組國民黨並取消打手模、宣誓等決議,共產黨員才可以加入國民黨,如果沒有這兩個條件,中共不服從;李大釗同意陳獨秀的兩個條件,但他建議中共接受馬林的建議。會議經過激烈地爭論和馬林反覆的說服工作,終於接受馬林關於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的建議,並作出了決議,西湖會議後,中共開始著手幫助國民黨進行改組工作。這樣,就有了192294日孫中山在上海召集各省在滬的國民黨員,商討國民黨改組的會議。

 

第三、向共產國際申述他聯合孫中山國民黨的主張,求得共產國際的支持,放棄對吳佩孚聯合的錯誤決議,促進國共合作的建立。馬林到中國後,首先了解到共產國際遠東局在中國要聯合的對象不是南方的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而是北方的軍閥吳佩孚政府。但根據馬林的調查,在中國比較革命的是孫中山及其領導的國民黨,而不是吳佩孚軍閥政府,於是馬林以極大的膽略和勇氣,堅持報告情況。1922414日,馬林赴莫斯科,以雄辯的言詞和充份的道理,說服了共產國際,使之採納了他的意見,改變了依賴吳佩孚的方針。1922年上半年,馬林為建立聯合戰線問題,數次往返在國共兩黨主要領導人之間進行磋商,孫中山不同意黨外形式的合作,提出共產黨加入國民黨,而陳獨秀等人堅決反對搞黨內合作,不同意共產黨加入國民黨,爭執不下。馬林為了解決這個矛盾,第二次赴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執委會報告,找中國問題專家交談,結果共產國際採納了馬林提出的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的建議,否則,中共「就沒有甚麼前途」。[6] 718日,共產國際執委會正式作出決議,並通知了中共中央,要求中共中央接到通知後,中央領導機關從上海遷到廣州,其全部工作要在馬林的緊密聯繫下進行。8月,馬林返華,根據共產國際的決定,立即召開了中共中央西湖會議,解決了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的問題。19236月,黨的「三大」召開,馬林參加,大會正式作出了共產黨加入國民黨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的決定。於是國共兩黨合作的革命統一戰線建立的坦途就來了。

 

總之,由於馬林的積極努力和不厭其煩的工作,國民黨和共產黨接受了關於他的聯合戰線方針的主張,於是才有《孫越宣言》的發表,和中共三大的召開;19241月,國民黨「一大」的開幕,從而徹底解決了第一次國共合作問題。在此基礎上,中國革命隨之出現了新的波瀾壯闊的局面。應該說,國共合作的建立是馬林對中國革命事業作出的重大貢獻之一。

 

三、為中國工人運動的發展和共產黨的理論宣傳作出貢獻

馬林在中國工作期間不僅幫助中國建立了國共合作的革命統一戰線,還為建立中國工人運動領導機關、推動中國工人運動發展和黨的理論宣傳工作作出了貢獻。黨的「一大」通過的第一個決議是加強自己的階級基礎,必須建立工人運動的指揮機關。19218月,在馬林的催促下,中共中央決定成立工人運動的指揮部──「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張國燾任書記部主任。中共中央採納了馬林的建議,為甚麼當時不叫「全國總工會」而叫「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馬林就此作了以下說明:1、因為它不是各地工會選舉產生出來的機構,名不副實。2、根據世界工人運動的經驗,它符合共產主義者從事工會組織工作的稱號,馬林還提出共產國際援助一筆專款作為「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開辦經費。接著,北京、武漢、長沙、廣州等地成立了分部,於是各地的工人運動蓬蓬勃勃開展起來,在共產黨的領導下,以香港海員罷工為起點,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開漤煤礦工人大罷工,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最具代表性,充份顯示出組織起來的工人階級的力量,形成了中國歷史上工人運動的第一次高潮。

 

馬林還十分重視中國共產黨的理論宣傳工作,在他的建議和幫助下,19229月,中共中央機關刊物《嚮導》週報正式創刊發行。馬林曾一度參與編輯工作,以孫鐸的化名,親自為《嚮導》撰寫了16篇文章。《嚮導》對宣傳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宣傳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揭露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陰謀勾結鎮壓中國工人運動和中國革命的罪行,歌頌工人階級英勇鬥爭的事跡,批評國民黨對封建軍閥的妥協和軍事投機的言行;啟發、誘導和促進國民黨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使之革命化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馬林在中國工作期間,把中國的革命視為自己的事,遇事直率倡議,不稍瞻顧,為中國革命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但他的錯誤是不可諱避的。其主要錯誤是,過高地估計國民黨在中國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過份地相信和重視國民黨,輕視了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表現一、是提出了「一切工作歸國民黨」的錯誤口號。西湖會議後,雖然陳獨秀、李大釗、張國燾等中共領導人加入了國民黨,但對國共合作還有顧慮,馬林以國際代表的身份力排眾議,他認為「只要孫中山能接受反帝國主義的口號,甚麼東西都可以歸國民黨。」[7] 1923523日,馬林在〈臨城案件與國民黨〉一文中說,「國民黨是反對派的領袖」,是「打破列強統治中國運動之先鋒」。[8] 在黨的「三大」上,馬林講:「中國國民黨是合乎理想而具有實力的國民革命的黨」,「中國優秀的革命份子,多在國民黨內;即工人階級中的優秀者,也大多加入了國民黨。」因此「是革命的領導力量」,中國共產黨應加入國民黨,並且應「在國民黨內積極工作,一切工作歸國民黨」。[9]

 

表現二、他認為國民黨是中國革命勝利和人民獲得解放的領導力量。19237月,馬林在〈中國國民運動之過去及將來〉一文中寫道:我們可以成功一個強大的國民黨,他的本質就是領導國民革命運動,聯合國內一必革命勢力而在中國人民群眾中發展一種強大的民族精神「亞洲覺悟」的進程,殖民地對帝國主義的奮鬥,是沒有哪一種勢力可以阻止的。在同一文章中,他強調國民黨「一定能引導中國人民到真正的獨立,到極大的將來,到新的生產制度,這種制度可以增加人民的財富並使人民全享受。」按照馬林的描繪,國民黨不僅可以解放全中國,還完全可以去實現共產主義了!?

 

表現三、是低估中國共產黨和工人階級的作用,認為共產黨是國民黨的應聲蟲。馬林在19221122日發表的〈中國勞動群眾的覺悟〉一文中認為,中國無產階級還是極幼稚的。他還講,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職工運動是國民運動的一部份,「應接受國民革命的領導,中共至多只能在工人中間進行一些階級教育。」又說:「中國無產階級的力量,無論從那一方面說,都是脆弱的」。他斷言「少五年之內,中國不會也不能有真正具有實力的共產黨發生。」並且認為,「現在一小撮的中共黨員只不過是一些熱情而好心腸的馬克思主義的學生。」[10] 在張國燾的回憶中難免有點言過其實,但也道出了馬林思想的問題根由。這種低估中共和中國工人階級的錯誤觀點,不僅影響了中國共產黨主要負責人的指導思想,還影響了中國革命歷史發展的進程,給中國革命帶來了嚴重危害。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第一次國內革命的失敗(1924年─1927年國共合作的北伐戰爭的失敗及武漢國民政府的解體),其重要原因是共產黨領導機關的右傾投降機會主義所致,其思想根源乃是馬林的「一切工作歸於國民黨」,對於蔣介石的所作所為,不去鬥爭,而是妥協、退讓,中共中央和共產國際都視蔣介石為中派,視汪精衛為「左派」的唯一首領,在認為蔣介石不能做政治中心時,便把希望放在汪精衛和對國民黨及國民政府的領導權上。在這樣一種思想的指導下,竟保留了蔣介石的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的職位,既沒有認清汪精衛的本質,也沒有把蔣介石放在眼?,主動地放棄了革命的領導權。其結果是蔣介石、汪精衛先後違背革命,使轟轟烈烈的大革命遭到失敗,這次慘痛的失敗,不能說與馬林的錯誤無關。

 

綜觀馬林在中國共產黨創建時期的工作,他在共產國際的指導下,經過艱苦的努力,進行了創造性的工作,為中國革命建樹了卓著的功勳,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他的功績和過失比較,功績是主要的,其功大於過。


[1]    《馬林小傳》,見《馬林在中國的有關資料》。

[2]     張國燾:《我的回憶》。

[3]    李達:〈中共的發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會經過的回憶〉(19558月),見《一大的回憶》(知識出版社,1980年)。

[4]    馬林:〈給共產國際執委會的報告〉(1927711日),劉野譯,見《中國季刊》1971年第45號。

[5]    張國燾:《我的回憶》。

[6]    馬林:〈給共產國際執委會的報告〉,同註4

[7]    張國燾:《我的回憶》。

[8]    蔡和森:〈在黨的第六次代表大會上討論政治報告時的發言〉。

[9]    導》週報第28期。

[10]   張國燾:《我的回憶》。

 


 

 

 

【研究札記】

 

 

「蘇報案」論爭始末述評

 

周佳榮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

 

 

一、《蘇報》及「蘇報案」的重要性

《蘇報》原是1896年在上海創辦的小報,其後轉而宣傳變法,傾向於革新,至1903年更出現激烈排滿的革命言論。清政府通過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逮捕章炳麟等人,查封報館,釀成轟動一時的「蘇報案」。其後章炳麟和鄒容分別判監三年和兩年,鄒容獲釋前在獄中暴斃。

 

在中國近代史上,1903年是關鍵性的一年。學潮的興起和政治變化,與《蘇報》的言論轉向息息相關;清朝皇帝在外國人的法庭控告自己的人民,更是中外矚目的新聞事件。《蘇報》及「蘇報案」對於晚清政治和思潮的趨演,產生了非常巨大的影響。

 

「蘇報案」結束後數年,章炳麟、吳稚暉等當事人,又為此事展開了一場論戰,前後達二十餘年之久。由於各持己見,互不相讓,無法得出一個最後的結論,以致「蘇報案」的發生經過蒙上了一層曲折神秘的色彩,使後人對於此案的真相,反而增加了疑惑及誤解,甚或偏重於一方的意見,而忽略了較客觀的證據。現將論爭的經過略述如下,作為進一步了解「蘇報案」的參考。

 

二、章炳麟與吳稚暉展開論戰

筆戰的展開,乃源於章炳麟在日本出版的《革命評論》第10號(1907325日)上,發表〈鄒容傳〉一文,對吳稚暉頗多微詞,又於吳氏會晤俞明震一事,作如下的敘述:

 

明震故愛朓〔吳稚暉〕,召朓往。出總督札曰:「余奉命治公等,公與余昵,余不忍,願條數人姓名以告,令余得復命制府。」朓即出《革命軍》及《駁康有為書》上之,曰:「為首逆者,此二人也。」遽歸告其徒曰:「天去其疾矣,爾曹靜待之。」[1]

 

意謂章、鄒二人入獄,實為吳氏所陷害。是時吳稚暉在法國,蔡元培在德國,見到章炳麟的文章,頗為憤慨。蔡乃撰〈讀章氏所作鄒容傳〉,為吳剖白,謂章氏的疑惑,不過是他本身的神經作用而已。但吳氏不擬拖累他人為這場筆墨官司廢神,未將蔡文刊出,[2] 而於190811日寫了一封短信去質問章氏,謂〈鄒容傳〉中所云如有所本,請將出諸何人之口,明白見告,以便直接與其人交涉,若為想當然語,亦請明言,即不再追究。這信並刊於巴黎出版的《新世紀》週刊第28號(190814日)。

 

章氏接信後,於131日回覆,謂吳氏獻策一事,係張魯望所言,「魯望語不知得自傳聞,抑親聞諸俞明震者,」但以諸事引證,足見其不虛。此外,又譏吳是「康有為門下之小吏,盛宣懷(1844-1916)校內之洋奴。」此信刊於東京出版的《民報》第19號(1908225日)。

 

吳稚暉於417日撰文反駁,追問「張魯望君,果有其人否?何以屢詢留歐同人,無知之者;新從東方來之人,亦不之知,請再明示。並請問明張君彼又聞諸何人?」還指責章炳麟被拘後,在捕房內作書招鄒容、龍積之二人,始赫然留「蘇報案」於人間。此信刊於《新世紀》第44號(1908425日)。至529日,章炳麟再覆信辨駁,說「張魯望乃一幕友,前歲來此遊歷,與僕相見而說其事,至其語所從來,僕何必問。」又說「《革命軍》為慰丹〔鄒容〕所著,僕實序之,事相牽係,不比不行。僕既入獄,非有慰丹之證明,則《革命軍》之罪案,將並於我,是故以大義相招,期與分任。」此信刊於《民報》第22號(1908710日)。吳稚暉再於723日駁斥,該信刊於《新世紀》第63號(190895日);章炳麟復於813日致吳一信,但沒有刊出。[3] 筆戰至此,始告一段落。

 

綜括二人往來的信件,吳稚暉苦苦追問證人何在,希望章炳麟所說是「想當然」,而章氏則往往不作正面答覆,因此辨論終無結果,加之雙方態度愈來愈偏激,甚至語出漫罵,長此下去,亦無了結之時。章炳麟主編的《民報》與吳稚暉主編的《新世紀》,同是當時宣傳革命的重要刊物,竟因《蘇報》舊事,導致內部互訐,誠為革命人士之中一件不愉快的事。[4]

 

三、民國時期論爭再起的經過

民國成立後,仍然餘波未了。章士釗曾是《蘇報》主筆,於吳、章二人均有交誼,又以為民黨應當一致對外,乃於1913626日晚上請吳、章等至其滄洲別墅二號寓所晚餐,希望為此事釋嫌。當時大家俱客客氣氣,心照不宣。此後,吳以為章氏的〈鄒容傳〉必已改作,不料1923年在北京見章炳麟的《章氏叢書》內所收〈鄒容傳〉,原文依然存在,極為憤恨,決意替他編「集外文」,又在次年111日《民國日報》上刊出一文,自明了一下。章士釗也在《新聞報》上說了幾句較為公道的說話,謂《革命軍》與《駁康有為書》「時已流布江湖間,並非奇謀陰計,何待有人密陳,俞始曉洽。吾兄〔章炳麟〕身在獄中,張琴飲醪,不無悶損。言偶不檢,本可相原。先生〔吳稚暉〕曠達,早未介意。不謂吾兄不檢之文字,弟子輯《章氏叢書》,未即削去,致先生疑其故相芻狗,意大不甘。」又鑑於「鬩牆之?[,醜詆之詞,張之祇益吾羞。」最後勸吳,章太炎文集由他去好了。[5] 事件至此,才再度平息下去。

 

豈料1935年間,蔣維喬(竹莊)寫了一篇〈中國教育會之回憶〉,送《東方雜誌》發表,提及「蘇報案」舊事,引述章炳麟的見解,並傷「稚暉至今,莫能自明。」吳稚暉因而寫成〈回憶蔣竹莊先生之回憶〉,長達五、六萬字,詳細說明「蘇報案」始末、他會晤俞明震的情形、他與章炳麟交惡的原因及雙方論爭的經過等,亦送交《東方雜誌》,兩篇文章同時刊於第33卷第1號(19361月)。吳文刊出後,直至翌年6月間章炳麟病逝為止,未再見有答辯之文。

 

1943年吳稚暉有〈上海蘇報案紀事〉之作,文中有若干誤記,如誤俞明震為「明夷」等。[6] 章士釗在1954年寫〈蘇報案始末記敘〉[7],對吳稚暉告密之事態度未變;1961年撰〈疏黃帝魂〉,指責吳氏「裝模作樣,醜形畢露」。雖則非議吳氏為人,但對其「橫被叛黨賣友嫌疑」略予開脫:「平心論之,太炎辱罵稚暉,有其過當處,例如請安吃麵,吃麵稚暉自道,請安則誰見之?吾料稚暉行為卑下,應猶不至如是。」[8] 這是當事諸人中所寫關於「蘇報案」的最後一段文字,而今他們都已過世,有關這事件的筆戰,亦已成為歷史的陳跡。他們所撰的文字,雖不免有意氣用事的成分,但都成為研究「蘇報案」的珍貴資料,留在人間。

 

四、「蘇報案」的歷史評價

早期的中國近代史論著,大抵能就《蘇報》的言論及「蘇報案」的經過作概略的敘述;不過,其中有若干史事需要作詳細考證,而《蘇報》的歷史地位,也未曾得到較全面的評價。直至1970年代,由於大量史料的整理和公開,多種清末民初報刊重印出版,加上專家學者的相關論著漸見增多,研究條件才告成熟。

 

周佳榮著《蘇報與清末政治思潮》,通過史料的排比和綜合,改正前人著述中未盡確實的記載,闡明《蘇報》從主張維新、保皇轉變為鼓吹革命排滿的因由,分析報上激烈言論的出現以至最後釀成巨案的始末。[9] 此書出版後,「蘇報案」再度引起一些學者的注意。唐振常撰〈蘇報案中一公案─吳稚暉獻策辯〉長文,指出「周佳榮是否定吳稚暉告密說的」,認為書中「總的持論是公正的,但有不夠鮮明之感。」[10]

 

唐振常強調蔡元培、章士釗均為案中知情之人,所說自有根據。「章士釗且為太炎親密朋友,其1924年之文,還很有可能先經太炎過目。」分析告密之說,「最強有力的一個證明,就是無密可告。」又利用正反兩面的材料,證明俞明震確實有意放走蔡元培、吳稚暉二人。[11] 關於「蘇報案」的種種疑問,經此文反覆探討之後,已經清楚不過,相信可以成為定論了。

    其後唐振常又撰〈癸卯大獄蘇報案〉,分析「蘇報案」之所以震驚中外,主要是基於以下四方面的原因:第一,當時革命形勢發展迅猛,革命思想的傳播使信仰民主共和思想的人愈來愈多,清政府搖搖欲墜,經過「蘇報案」,表面看,清政府封報抓人似是勝利者,實際威望大降,人民群眾更多地接受了革命思想,成了革命發展的催化劑。第二,西方思想文化迅猛輸入,「蘇報案」的發生,審判結果國內外均作為重要大事報導宣傳,標誌著西方思想文化更猛烈輸入中國,使中國人民群眾更廣泛更深入地吸收,促進革命向前發展。第三,為《蘇報》寫文章的人都是當時從事革命有名的學問家、思想家,如章太炎、蔡元培、吳稚暉,再有一個章士釗,「蘇報案」因有這麼一批有名的人參加,而成了全國矚目的大事。第四,租界法律與中國法律絕然不同,此案不能說明租界保護了革命黨人,但租界用他們的法律概念審判定案,說明資本主義一套總比封建主義好得多,先進得多。如果沒有上海租界,「蘇報案」就不會是這樣發展,由「蘇報案」可以理解上海租界這個特殊格局的作用。[12] 上述幾點,實際上亦是對「蘇報案」的歷史評價。



[1]    章炳麟〈鄒容傳〉,原載《章氏叢書》,收入湯志鈞編《章太炎政論選集》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

[2]    蔡元培〈讀章氏所作鄒容傳〉作於1907年冬,收入孫常煒編《蔡元培先生全集》(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68年)。中國蔡元培研究會編《蔡元培全集》第1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亦收入此文,並註有「傳載日本《革命評論》」字樣,但未能證實,存疑。

[3]    章炳麟的覆信見吳稚暉〈回憶蔣竹莊先生之回憶〉,載《東方雜誌》第33卷第1號(19361月)。

[4]    參陶英惠《蔡元培年譜》上冊(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6年),頁178-179

[5]    同上註。

[6]    吳稚暉〈上海蘇報案紀事〉,見馮自由《革命逸史》第3集(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69年台一版),亦載中國史學會主編《辛亥革命》第1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

[7]    章行嚴(章士釗)〈蘇報案始末記敘〉,載中國史學會主編《辛亥革命》第1冊。

[8]    章士釗〈疏黃帝魂〉,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辛亥革命回憶錄》第1集(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

[9]    周佳榮著《蘇報與清末政治思潮》(香港:昭明出版社,1979年),新版改題《蘇報及蘇報案1903年上海新聞事件》(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2005年)。

[10]   唐振常〈蘇報案中一公案─吳稚暉獻策辯〉,原載《上海圖書館建館三十周年紀念論文集》,收入氏著《蔡元培傳》(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增訂重印版),頁283

[11]   同上註,頁272-287

[12]   唐振常〈癸卯大獄蘇報案〉,見氏著《香江論學集》(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頁22-29

 


 

 

 

【學界動向】

 

 

香港浸會大學近代史研究中心

2004年活動簡報 

 

 

(一)近代中國基督教史講座

 

 

 

 

2004923 (星期四)

蘇精教授(輔仁大學圖書資訊系)

中國第一位基督新教信徒

李金強博士  (浸大歷史系)

 

(二)馬禮遜研究講座

 

 

 

 

2004913日(星期一)

蘇精教授(輔仁大學圖書資訊系)

馬禮遜的研究文獻

李金強博士  (浸大歷史系)

2004920  (星期一)

蘇精教授(輔仁大學圖書資訊系)

來華之路:倫敦傳教會的決定馬禮遜的準備

李金強博士  (浸大歷史系)

2004927  (星期一)

蘇精教授(輔仁大學圖書資訊系)

等待與探索:馬禮遜在華的最初兩個月

李金強博士  (浸大歷史系)

 

(三)中國文化講座

 

 

 

 

2004927日(星期一)

區志堅博士 (香港理工大學香港專上學院講師)

佛道二教的傳統建築藝術和文化:以志蓮淨苑及黃大仙祠為例

周佳榮教授  (浸大歷史系)

20041011日(星期一)

侯勵英小姐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博士候選人)

建構圍村文化:以新界侯氏宗族為例

周佳榮教授  (浸大歷史系)

20041025日(星期一)

范永聰先生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研究員)

從《東方雜誌》看近代中國文化

周佳榮教授  (浸大歷史系)

2004118日(星期一)

文兆堅先生 (香港浸會大學近代史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中國教會大學史及其研究

周佳榮教授  (浸大歷史系)

 


(四)當代史學論壇

 

 

 

 

200422 (星期一)

廖伯源教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

嚴耕望教授的治史方法

李金強博士  (浸大歷史系)

 

(五)近代民族主義研討會(200456日〔星期四〕)

由本研究中心主辦,分別由鮑紹霖教授主講「方興未艾:民族主義與現今中國及世界」,及麥勁生博士主講「十九世紀西方民族主義的啟示」,並由林啟彥博士主持「近代民族主義座談會」。

 

(六)香港史家與史學研討會(2004610-12日〔星期四至星期六〕)

香港中國近代史學會及本研究中心聯合主辦,參加學者分別來自中國內地、本港、臺灣及美國等多個地區,共提交六十多篇論文。是次研討會還邀請了孫國棟教授(前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系主任)、趙令揚教授(香港大學中文系名譽教授)、陳學霖教授(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名譽講座教授)、呂芳上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杜芳琴教授(天津師範大學婦女研究中心)、林天蔚教授(華南師範大學)及陳萬雄博士(聯合出版集團總裁)作為主題演講嘉賓。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資料室)

 


 

 

 

【學界動向】

 

 

 香港學界近況(2004年下半年) 

 

 

ø 浸大歷史學會學術週

 

香港浸會大學第二十六屆歷史學會學術週於20041025日舉行開幕典禮,由紀建軍先生(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合辦公室教育科技部處長)、沈黃素蓮女士(浸大學生事務處行政主任)、周佳榮教授(浸大歷史系系主任)、黃嫣梨博士(浸大歷史系)及歷史學會主席袁滿堂、學術週籌委會主席楊清霞等致辭。

 

學術週的主題是「從二十世紀旗袍看中國社會變遷」,除書展和實物展覽外,還有學術講座,由李金強博士(浸大歷史系)主持,邀請文麗賢小姐(著名時裝設計師)及黃嫣梨博士主講「旗袍•時裝•香港文化」。

 

ø 中國近代史講座系列

 

由香港歷史博物館與香港中國近代史學會合辦的「中國近代史講座系列」(週末講座),由200410月至12月間在香港歷史博物館演講廳舉行,包括以下七個專題:

1.       張偉國博士(香港公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百年中國歷史回顧」;

2.       陳明銶教授(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近代中國革命與香港群眾動員」;

3.       周佳榮教授(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近代中國之改革:從洋務運動到維新」;

4.       李金強博士(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近代中國海軍與甲午戰爭」;

5.       陳福霖教授(香港大學歷史系)─「孫中山與近代中國」;

6.       林啟彥博士(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辛亥革命與日本」;

7.       蘇維初博士(香港公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共產主義與中國:中國共產黨的革命歷程19211949」。

 

ø 香港浸會大學中國研究課程清華研修班

 

香港浸會大學中國研究課程於2004619日至720日舉行第十四期北京清華大學暑期研修班,共有一百零二名同學參加,當中包括歷史專業二十五人。主要內容包括:


(一)全體講座:

1.      「文明衝突」與「文明共存」:中國新一代領導人的外交新思維

講者:湯一介教授(北京大學哲學系與文化研究大師)

2.      中美關係與台灣問題

講者:金燦榮教授(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

3.      港府駐京辦工作介紹

講者:梁寶榮先生(香港政府駐京辦事處主任)

4.      當前中國宏觀經濟形勢與前瞻:成就、經驗、問題

講者:劉美珣教授(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經濟學研究所所長)

(二)歷史專業講座:

        1.     民族復興與中國共產黨

講者:朱育和教授(清華大學歷史系)

        2.     為甚麼毛澤東與尼克松遲遲才握手言和?

講者:蔡樂蘇教授(清華大學歷史系)

        3.     文化大革命研究

講者:鮑振芬副教授(清華大學歷史系)

(三)參觀:

1.        八達嶺長城、明十三陵

2.        盧溝橋、抗日紀念館

3.        清華大學歷史系、圓明園

(四)其他:

1.     專業調研,歷史專業獲奬調研報告:《北京退休老人的生活》彭千華、陳裕豐、周燕萍、范紹潛、雷彩雲。

2.     普通話教學、普通話演講比賽,一等奬:曾桂芳;二等奬:陳佩慈、彭婉妤;三等奬:陳秀娟、劉剛、史嘉琳;鼓勵奬:李文勁、杜少慧。

 

ø 中國歷史教育學會2004─2006年度理事會

 

中國歷史教育學會是在教育統籌局轄下香港教師中心註冊的學科團體,主要成員包括中學中國歷史科教師及大學歷史系教授。20042006年度理事會名單如下:

主 席:                        梁炳華(中聖書院校長)

副主席:                        李玉森(嗇色園主辦可道中學副校長)

財 政:                        林文昌(西貢鄭植之中學中史科教師)

秘 書:                        董兆祥(順德聯誼總會譚伯羽中學中史科教師)

課程及評核組:陳志華(聖公會梁季彝中學中史科主任)

                 麥婉儀(皇仁舊生會中學中史科教師)

陳妙婷(港澳信義會慕德中學中史科主任)

鄧健聰(中聖書院中史科教師)


教研組:                        葉嘉輝(青松侯寶桓中學中文科主任)

                 錢建榮(陳樹渠紀念中學中史科主任)

                 翁港城(東華三院呂潤財紀念中學中史科主任)

                 趙益鎮(佛教大光中學中史科主任)

出版組:                        梁國雄(顯理中學中史科主任)

                 徐振邦(匯知中學中史科教師)

理 事:                        何漢權(風采中學副校長)

                 蔡國光(仁愛堂田家炳中學副校長)

榮譽理事:                        梁崇榆(順德聯誼會譚伯羽中學副校長,已退休)

 

ø 歷史科教學研討會

 

香港教育圖書公司為配合中四、中五歷史科新課程的推行,於2004918日假座三聯書店中環店樓上舉行「歷史科教學研討會」,邀請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黃文江博士主講「英國管治下的香港」,內容主要圍繞著管治特色及行政轉變、華人的政治地位兩個主題。

 

ø 香港樹仁學院歷史日

 

香港樹仁學院於2004124日舉辦歷史日,有中學師生數百人參加。開幕禮由該校校監胡鴻烈博士主持,然後由該校歷史系系主任呂元驄教授主講「歷史與通識」,馮兩努先生主講「歷史是社會做事成功的秘訣?」

 

同日下午續有三個講話,包括:聯合出版集團有限公司副董事長兼總裁陳萬雄博士主講「歷史為甚麼要讀?」,浸會大學社會科學院葉國洪博士主講「疑難為本欣賞歷史」,及由浸會大學歷史系系主任周佳榮教授以「考試成功捷徑」為題,探討試前準備、應試策略和歷史科的試題趨向。

 

ø 第二屆古蹟文化與旅遊開發研討會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香港理工大學香港專上學院、香港專業進修學校、香港中國近代史學會、香港註冊導遊協會、新思維書店合辦的「第二屆古蹟文化與旅遊開發研究會」,20041211日在香港理工大學張安德演講廳舉行,與會者共三百餘人,分別來自教育界、旅遊業和文博界。

 

香港理工大學香港專上學院院長梁德榮博士致歡迎辭,交代了這個研討會的源起和發展;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系主任周佳榮教授致開幕辭,以「拓展文博事業和提升影視文化」為題,強調跨院校、跨學科合作,不要錯過時代的機遇。  

 

專題講座(一)探討「主題博物館與旅遊文化」,由黃嫣梨博士(香港中國近代史學會會長)主持,邀請香港文化博物館(署理)館長林國輝先生、香港海防博物館館長梁潔玲小姐、香港警隊博物館館長林錦源先生,分別就上述三個博物的藏品和特色作出介紹。

 

專題講座(二)探討「古蹟名勝與影視文化」,由黃浩潮先生(香港教育統籌局高級課程發展主任)主持,陳偉建先生(香港專業進修學校講師)講述「文物保存與旅遊發展」,鍾寶賢博士(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副教授)講述「香港旅遊文化與星光大道」。

 

最後,大會由王維永先生(香港註冊導遊協會主席)及陳卓禧校長(香港專業進修學校校長)總結及致閉幕辭。

 

ø 亞洲婦女問題國際學術研討會

 

香港珠海書院亞洲研究中心、北京大學中外婦女問題研究中心主辦「亞洲婦女問題的檢視與展望」國際學術研討會,20041218日至20日在香港歷史博物館演講廳及活動室舉行。研討會共分為十八組,主題如下:(1)女權運動總論;(2)轉型基中國女性形象專題;(3)當代中國女性特點與道德建設專題;(4)個性解放專題;(5)兩性價值定位專題;(6)女性學研究專題;(7)中國女性地位專題;(8)台灣女性參政專題;(9)台灣女性地位探討專題;(10)中韓女性地位比較專題;(11)二十世紀中葉的中國婦女;(12)辛亥革命時期中國女性形象專題;(13)中日韓女性形象比較專題;(14)當代中國婦女的現狀專題;(15)蒙古族與哈尼族女性形象專題;(16)文學世界中的婦女形象;(17)朝鮮族女性形象專題;(18)新加坡與香港婦女形象專題。發表論文共五十餘篇,逾百位來自中國大陸、台灣、香港和新加坡、韓國、日本、紐西蘭的學者參與了討論。香港中國近代史學會亦為協辦單位之一。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資料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