育史研究

 

 香港之中國教會大學史研究*

 

文兆堅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

 

 

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後,西方基督宗教,憑藉中外不平等條約內的護教條款,擴充在華的傳教事業,[1] 興辦各式教育,以促進宣教事工。[2] 就高等教育而言,從十九世紀八十年代開始,西方差會已開展高等教育事業。[3] 一九零零年庚子拳變後,由於肯定高等教育之宣教功能,欲提昇其高等教育事業之水平,[4] 以及晚清十年(1901-1911)清政府教育改革之衝擊,促使西方基督宗教,擴展其高等教育事業,進行學校合併或建立新校工作,[5] 於中國沿海、內陸城市,先後興辦燕京大學、齊魯大學、金陵大學、滬江大學、嶺南大學、聖約翰大學、東吳大學、華中大學、華西協合大學、金陵女子大學、之江大學、福建協和大學、華南女子文理學院、輔仁大學、天津工商大學、震旦大學,而國人通稱為教會大學。[6]

教會大學由誕生至一九五二年停辦期間,於傳播西學、培養專業人材、促進中西文化交流,以及推動中國現代化,作出重大貢獻,[7] 其貢獻吸引起中外史家進行研究,締造豐碩的研究成果。馬敏、何建明、吳梓明、章開沅、史靜寰等先後撰文,探討中外學界中國教會大學史研究之發展,然各人側重探討中國大陸的研究情況,香港的中國教會大學史研究,則著墨不多,[8] 故本文論述香港地區中國教會大學史研究之情況,擴充吾人了解中外學界中國教會大學史研究之發展。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由中國大陸來港的中外信徒與中國教會大學教職員,其建立的大專院校、神學院與宗教研究機構,奠定香港地區中國教會大學史研究的發展基礎。一九五零年,韓戰爆發,中美兵戎相見,兩國關係惡化。[9] 中國政府為消除美國在華的影響,於一九五二年,將與美國關係千絲萬縷的教會大學,併入國內其他高等院校,部分教會大學中外教職員於大學停辦後,離開中國大陸,[10] 南下香港,為延續基督教在華辦學之傳統,遂與從大陸來港的中外信徒合作,於香港建立大專院校、神學院與宗教研究機構,而大專院校、神學院或宗教研究機構部分成員,開展近代中國基督教史、神學研究,其研究觸及中國教會大學史。[11] 眾教研機構中,以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浸會大學、建道神學院,以及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社,於推動香港的中國教會大學史研究,貢獻至大。

 

(一)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中文大學於一九六三年,由崇基、新亞與聯合三所學院合併而成,[12] 其中崇基學院於一九五一年十月,由香港教會團體、差會與全國基督教大學同學會的代表、前嶺南大學校長李應林、上海聖約翰大學校董會主席歐偉國創立。[13] 自創校起,崇基學院積極推動宗教教育與研究,[14] 此促使其中國教會大學史研究之出現。崇基學院講師吳利明之《基督教與中國社會變遷》(香港:基督教文藝,1981年)一書與其他文章,論析燕京大學教授趙紫宸(1888-1979)、徐寶謙(1892-1944),以及吳雷川(1870-1944)各人本色化思想之形成原因、內容與實現方式。[15]

繼吳利明後,宗教系教授吳梓明亦進行中國教會大學史研究。吳氏之《基督宗教與中國大學教育》一書,探討中國教會大學於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之貢獻、嶺南大學對中國現代化之貢獻、嶺南大學學生陳少白(1869-1934)之事跡、嶺南大學教授謝扶雅(1892-1991)與華中大學校長韋卓民(1888-1976)之中西文化觀、燕京大學之宗教教育、吳雷川、趙紫宸與徐寶謙之基督教救國論,以及輔仁大學校長陳垣(1880-1971)之宗教史研究。[16]

吳氏亦與陶飛亞合著《基督教大學與國學研究》,論述教會大學國學研究始末,尤對燕京、輔仁兩所大學,論析最詳。[17] 其後吳梓明、梁元生、徐以驊、史靜寰以英文合撰Changing Paradigms of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1888-1950Lewiston, Queenston and Lampeter: The Edwin Mellen Press, 2002)一書,探討教會大學的神學、宗教及國學教學與研究,以及教會大學辦學宗旨轉變與中國民族主義衝擊之關係。[18]

此外,吳梓明亦舉辦學術會議、主持編纂中國教會大學文獻目錄計劃、興辦研究通訊刊物,以及出版教會大學史叢書。為了解中國教會大學檔案文獻於海內外的分布與收藏情況,藉以推動中國教會大學史研究,吳氏於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在崇基學院舉辦「中國教會大學歷史文獻國際研討會」,參與學者來自美國、加拿大、中國大陸、台灣及香港。會議主題是介紹教會大學檔案文獻在中外地區的分佈及儲藏情況,探討檔案文獻的整理、利用及研究問題。其後吳氏將研討會論文,彙集成書,此即《中國教會大學歷史文獻研討會論文集》(香港:中文大學,1995年)。[19]

為增進學者了解中國教會大學檔案文獻在中國大陸各地分佈之情況,吳梓明與同校歷史學系教授梁元生開展《中國教會大學文獻目錄》編纂計劃,其間聯絡本港及中國大陸學者、中國大陸的圖書館及檔案館人員,編寫一系列中國教會大學的歷史文獻及檔案目錄,使「學者更能掌握資料,按圖索驥,進行有關的跟縱研究」。[20] 《中國教會大學文獻目錄》已出版五冊,分別是吳梓明、梁元生、李金強編:《中國教會大學文獻目錄•第一輯•中國教會大學歷史文獻綜覽》(1998年);酈玉明編:《中國教會大學文獻目錄•第二輯•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館藏資料》(1996年);馬敏、方燕編:《中國教會大學文獻目錄•第三輯•華中師範大學檔案館館藏資料》(1997年);張麗萍編:《中國教會大學文獻目錄•第四輯•華西醫科大學檔案館館藏資料》(1997年);馬長林編:《中國教會大學獻目錄•第五輯•上海市檔案館館藏資料》(1998年)。

崇基學院與華中師範大學中國教會大學史研究中心,於一九九四年共同創辦《中國教會大學歷史研究通訊》,目的是「報導有關國內外中國教會大學史研究動態,向學者們提供有關資料、書籍出版信息,促進信息和資料的交流,加強國內外有關研究機構和學者之間的聯繫與合作,推動中國教會大學史研究與中西文化交流」。[21]

一九九四年,吳氏接受華人基督教宗教教育促進會與學者之邀請,擔任《基督教教育與中國社會叢書》主編一職,與福建教育出版社合作,出版大陸學者的中國教會大學史研究成果,分別是吳梓明、陶飛亞:《基督教大學與國學研究》(1998年)、徐以驊:《教會大學與神學教育》(1999年)、吳梓明編:《基督教大學華人校長研究》(2001年)、朱峰:《基督教與近代中國女子高等教育─金陵女大與華南女大比較研究》(2002年)與劉家峰、劉天路:《抗日戰爭時期的基督教大學》(2004年)。[22] 上述吳氏開展的研究活動,方便學者開展研究,並促進學界了解各地中國教會大學史研究成績。

除吳梓明外,梁元生亦進行中國教會大學史研究,撰文探討教會大學校史、[23] 中國大陸的中國教會大學史研究發展、教會大學復校前景,以及教會大學辦學宗旨、課程重點與服務對象於三十年代轉變之原因。[24]

最後,該校的宗教系與歷史學系,均招收以中國教會大學校史、教會大學師生為研究課題的碩、博士研究生,論文數目至今共有十篇,其研究豐富了香港地區中國教會大學史研究成果。[25]

 

(二)香港浸會大學

香港浸會大學,前身是浸會學院,於一九五六年由香港浸信會聯會、美南浸信會與滬江大學成員共同創辦,辦學宗旨是「保存國粹和中西文化溝通」。[26] 由於實踐其辦學宗旨,並上承民國時期國人的中國基督教史研究,浸會大學的中國基督教史研究由是出現,[27] 而部分研究活動,與中國教會大學史研究有關。歷史學系教授李金強除撰文探討滬江大學、福建協和大學與華南女子文理學院校史外,[28] 並指導學生撰寫以中國教會大學校史、教會大學師生為題的畢業論文,[29] 更在其主編的《近代中國基督教史研究集刊》,[30] 刊載教會大學史研究的論文,論文主題分別是滬江大學教育事業發展與影響、中國教會大學史研究回顧、燕京大學宗教教育的改革與成績、齊魯大學教授兼傳教士明義士(James Mellon Menzies, 1885-1957)的生平與甲骨文研究表現,以及福建協和大學、滬江大學教授王治心(1881-1968)之生平與事功。[31] 此外,香港浸會大學中華基督教宗教研究中心於二零零一年十二月,舉辦「基督宗教研究與大學」學術研討會,參與學者討論中國大陸的教會大學史研究發展與教會大學華人教員事跡。[32]

 

(三)建道神學院

建道神學院前身為建道學堂,一八九九年於廣西梧州創立,一九四九年因大陸政局巨變而遷往香港,一九五五年改名為神學院,展開神學教育與研究。[33] 一九八五、九三年,梁家麟、邢福增先後執教建道神學院,[34] 並開展廣東省基督教高等教育、中國教會大學華人教授思想之研究。梁家麟之《廣東基督教教育(一八零七至一九五三年)》(香港:建道神學院,1993年),目的是「以廣東作為取樣地區,探討從晚清到中共立國此百多年間,各差會在省內辦學的情況」,故此對廣東省基督教高等教育的源起、經過與特色,有所探討。[35] 此外,梁氏亦論述一九四九至五一年間趙紫宸之經歷、其對中共新政權態度的轉變與原因,以至趙氏有關教會於政治風潮下如何自處的言論。[36] 邢福增之《尋索基督教的獨特性─趙紫宸神學論集》(香港:建道神學院,2003年),探討趙紫宸四十年代的教會論對其一九四九年後教會改革觀形成與共產主義態度之影響、趙氏對中共政權認同的問題、三、四十年代趙氏的神學思想,以及其本色神學思想內容。

 

(四)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社

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社於一九五七年三月,由聖公會何明華會督(Bishop Ronald O. Hall, 1895-1975)、李兆強牧師、荷蘭傳道會(Netherlands Missionary Council)賈保羅(R. M. Kramers)等創辦,其創辦宗旨是藉展開基督教與中國文化關係的研究,建構本色化的中國神學。[37] 為實踐創辦宗旨,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社出版《景風》(Ching Feng)中、英文季刊,[38] 而《景風》亦刊載中國教會大學史研究論文。其論文主題,分別是燕京大學教授劉廷芳(1892-1947)之基督教本色化思想、福建協和大學與華南女子文理學院合併之論爭。[39]

最後,尚有個別學者探討教會大學校史、教會大學師生,以及編纂教會大學校史及史料。教會大學校史方面,李志剛闡明嶺南大學之辦學精神內容與實踐,其對中國現代化的貢獻。[40]

教會大學師生方面,楊華日編:《鍾榮光先生傳》(香港:嶺南大學同學會,1967年),概述嶺南大學校長鍾榮光(1866-1942)一生。林榮洪之《曲高和寡─趙紫宸的生平及神學》(香港:中國神學研究院,1994年),探討趙紫宸生平、其本色神學研究及神學觀。陳廣培、何慶昌分別論析吳雷川、滬江大學畢業生徐松石(1900-1999)之基督教本色化思想,而陳氏還撰文論述韋卓民之教育理想與實踐,並比較韋卓民、英國神學家呼克爾(Richard Hooker, 1553-1600)二人之神學思想、二人對政教關係之看法。[41] 何榮漢考釋金陵大學畢業生陶行知(1891-1946)成為基督徒之時間、其宗教與教育思想之起源。陳偉強探討燕京大學畢業生許地山(1894-1941)之基督教信仰、宗教思想。[42]

教會大學史史料編纂方面,香港嶺南大學同學會編:《嶺南通訊》、燕京大學香港校友會編:《燕大校友通訊》(香港:編者印,1971年),分別收錄嶺南、燕京各大學師生的回憶文章、已故師生的悼文及師生著作。[43] 李瑞明編撰《嶺南大學》(香港:嶺南(大學)籌募發展委員會,1997年)與《嶺南大學文獻目錄:廣州嶺南大學歷史檔案資料》(香港:嶺南大學文學與翻譯研究中心,2001年),前書為Corbett, Charles H. 的《嶺南大學》中譯本。[44] 後書則收載嶺南大學檔案目錄、外籍教職員名錄,以及校董會文件。

 

總 結

 

比較西方地區、中國大陸與香港三地的中國教會大學史研究發展,在研究者數目、著作數量方面,香港不及西方地區、中國大陸。[45] 不過香港部分研究活動,於增進學者認識中國教會大學史料之分佈、加強中外學界研究信息之交流,卻功不可沒。香港舉辦首個以中國教會大學史料為主題的學術會議,增加學界認識中國教會大學史料在中外地區的分佈情況。西方學者編纂的中國教會大學文獻目錄與索引,範圍以西方地區為限,[46] 香港、中國大陸兩地學人合作,將中國大陸檔案館與大學收藏的教會大學檔案文獻,編纂目錄。此舉擴充學界了解中國教會大學史料在西方地區以外分佈之情況。又中港學術機構合辦通訊刊物,報道教會大學史研究的最新發展。上述活動,不啻為學者開展研究,提供重要的研究指南。

 


 


*    本文初稿於200461012日舉行的「香港史家與史學研討會」上宣讀,而寫作期間,承蒙李師金強之指導,謹此致謝。

 

[1]    Latourette Kenneth Scott,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Taipei: Cheng-wen Publishing Company, 1966), pp. 305, 313, 358-361.

[2]    西方基督宗教在華興辦小學、中學、大學與專科學校,各類教育的經營情況。詳參高時良編:《中國教會學校史》(長沙:湖南教育,1994年)一書。

[3]    Liu Kwang-ching, “Early Christian Colleges in China,”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20, no. 1 (Nov, 1960), pp. 71-73.

[4]    吳梓明:〈義和團運動前後的教會學校〉,《基督宗教與中國大學教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2003年),頁4853

[5]    Lutz Jessie G., China and the Christian Colleges 1850-1950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 96-129.

[6]    各大學的發展簡史,可參看吳梓明、梁元生、李金強編:《中國教會大學文獻目錄第一輯:中國教會大學歷史文獻綜覽》(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1998年)一書。

[7]    胡景鍾、王雷泉、邵一誕:〈論中西文化交流中的教會大學〉,章開沅、林蔚編:《中西文化與教會大學─首屆中國教會大學史學術會研討論文集》(武漢:湖北教育,1991年),頁12-24徐以驊:〈基督教在華高等教育初探〉,《復旦學報》,5期(1986),頁86-87

[8]    馬敏:〈近年來大陸中國教會大學史研究綜述〉,章開沅:《文化傳播與教會大學》(武漢:湖北教育,1996年),頁401-429。何建明:〈教會大學史研究與當代中國基督宗教文化〉,卓新平、許志偉編:《基督宗教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2000年),第一輯,頁399-415吳梓明:〈四九年前中國教育大學文獻與近代中國教育研究〉,林治平編:《基督教與中國現代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宇宙光,1994年),頁735-749。吳梓明:〈中國教會大學歷史重尋的現代意義〉,《近代中國基督教史研究集刊》,創刊號(1998),頁101-109吳梓明:〈有關中國教會大學歷史研究的近代發展〉,《亞洲研究》,4期(1993),頁115-124Zhang Kai-yuan & Peter Tze-ming Ng, Recent Development in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Mainland ChinaThe Chinese Experience,《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15期(1993),頁118-128史靜寰、韓莉、王毅:〈大陸地區的教會大學史研究─一塊尚待多學科研究者耕耘的園地〉,林治平編:《從險學到顯學─二零零一年海峽兩岸三地教會史研究現況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宇宙光,2002年),頁27-64卓新平:〈卓序〉,吳梓明:《基督宗教與中國大學教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2003年),頁8-12

[9]    韓戰爆發,引發中國劇烈的排外運動,美國成為眾矢之的。詳參Liao Kuang-sheng, Antiforeignism and Modernization in China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139-140.

[10]   Jessie G. Lutz, China and the Christian Colleges 1850-1950, op. cit., pp. 444-489.

[11]   李家駒、黃文江:〈香港的中國基督教新教史研究〉,周佳榮、劉詠聰編:《香港當代史學研究》(香港:三聯,1994年),頁156-158

[12]   Alice N. H. Lun Ng, “The Founding,” Alice N. H. Lun Ng., ed., The Quest For Excellence, 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from 1963 to 1993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2, 7-8.

[13]   吳梓明:〈五十年來崇基學院的基督教教育〉,CSRCS Occasional Paper, no. 4 (Feb 2001),頁1

[14]   吳梓明:〈五十年來崇基學院的基督教教育〉,同前註,頁515-18

[15]   吳氏文章均收載於Ching Feng(景風),包括 An Evaluation of T. C. Chao’s Thought, vol. XIX, no. 1 and 2 (1971), pp. 5-59Wu Lei-chuen: From Indigenization to Revolution, vol. XX, no. 4 (1977), pp. 186-219Hsu Po ChienA Christian Model of Unification of Knowledge and Practice, vol. XXI, no. 1 (1978), pp. 1-35.

[16]   吳梓明:〈從神學教育到宗教研究─燕京大學宗教教育的考察〉、〈從廣州私立嶺南大學看基督教大學應以何種形式為國家教育事業服務〉、〈中國基督教大學─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的一個個案研究〉、〈嶺南大學的第一位學生─陳少白〉、〈謝扶雅對基督教與中國文化之溝通融合的睿見〉、〈韋卓民博士眼中的基督教及其與中國文化之關係〉、〈從吳雷川、趙紫宸、徐寶謙的案例再思中國基督徒知識分子的救國嘗試〉、〈作為華人基督徒學人的陳垣先生〉、〈嶺南大學與中國現代化〉,《基督宗教與中國大學教育》,同前註,頁56-107135-253

[17]   《基督教大學與國學研究》的內容,詳參段玉明的書評。段玉明:〈另一種國學研究〉,《二十一世紀》,56期(1999),頁151-153

[18]   Peter Tze Ming Ng, Changing Paradigms of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1888-1950 (Lewiston, Queenston and Lampeter: The Edwin Mellen Press, 2002), pp. 34-40.

[19]   吳梓明:〈序言〉,吳梓明編:《中國教會大學歷史文獻研討會論文集》(香港:中文大學,1995年),頁xi-xii

[20]   吳梓明、梁元生:〈序〉,吳梓明、梁元生、李金強編:《中國教會大學文獻目錄第一輯:中國教會大學歷史文獻綜覽》,同前註,頁ix

[21]   〈編後語〉,《中國教會大學歷史研究通訊》,1期(1994),頁4

[22]   吳梓明:〈總序一〉,朱峰:《基督教與近代中國女子高等教育─金陵女大與華南女大比較研究》(福州:福建教育,2002年),頁4-5

[23]   梁元生、吳梓明與李金強主編的《中國教會大學文獻目錄第一輯•中國教會大學歷史文獻綜覽》內,論述各教會大學校史的十一篇文章,由梁元生撰寫。詳參〈編輯說明〉,吳梓明、梁元生、李金強編:《中國教會大學文獻目錄第一輯:中國教會大學歷史文獻綜覽》,同前註,頁xlv

[24]   梁元生:〈死亡與復活:中國近代教會大學的發展歷史〉、〈天人、中西、城鄉:中國教會大學歷史發展的幾個弔詭〉,《十字蓮花:基督教與中國歷史文化論集》(香港: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2004年),頁101-130

[25]   譚潤明:〈燕京大學成立前後辦學目的的轉變〉(香港中文大學研究院宗教及神學學部碩士論文,1994年)〔未刊稿〕。黃潔珍:〈從吳貽芳與金陵女子大學看基督教教育理念的實踐〉(香港中文大學研究院宗教及神學學部碩士論文,1996年)〔未刊稿〕。黃錦暉:〈文化調和:王治心的基督教本色化思想研究〉 (香港中文大學研究院歷史學部碩士論文,1999年) 〔未刊稿〕。何慶昌:〈一個本色神學建構的嘗試:以王治心的獻議為例說明〉(香港中文大學研究院宗教及神學學部碩士論文,2000年)〔未刊稿〕及〈儒家思想詮釋基督教─徐松石思想的研究〉(香港中文大學宗教及神學學部碩士論文,2002年)[未刊稿]吳昶興:〈劉廷芳宗教教育理念之實踐與中國社會變遷(1891-1947)〉(香港中文大學研究院宗教及神學學部博士論 文,2001年)〔未刊稿〕。朱峰:〈基督教與近代中國女子高等教育:華南女子文理學院的個案研究〉(香港中文大學宗教研究課程哲學碩士論文,2001年)〔未刊稿〕。陳愛妮:〈二十世紀的一位牧師、教育家、學者─徐松石〉(香港中文大學研究院歷史學部碩士論文,2002年)[未刊稿]何榮漢:〈陶行知:一位基督徒教育家的再發現〉(香港中文大學宗教研究課程哲學博士論文,2002年)[未刊稿]陳偉強:〈基督教與中國宗教相遇─許地山研究〉(香港中文大學宗教研究課程哲學博士論文,2002年)[未刊稿]

[26]   林子豐:〈浸會學院開學禮致詞〉,《林子豐博士言論集》(香港:香港培正中學,1965年),頁196-198黃嫣梨編著:《香港浸會大學校史》(香港:浸會大學,1996年),頁4-19

[27]   李金強:〈香港浸會大學的中國基督教史研究〉,羅秉祥、江丕盛編:《大學與基督宗教研究》(香港:浸會大學中華基督宗教研究中心,2002年),頁278-282

[28]   李氏三文,載於吳梓明、梁元生與李金強編:《中國教會大學文獻目錄第一輯.中國教會大學歷史文獻綜覽》,同前註,頁120-128190-196206-209

[29]   學生以中國教會大學校史、教會大學師生為題的學士畢業論文,包括蕭淑甜:〈謝扶雅(1892-1991)與中國教會「本色化」言論探討〉(1994)、吳凱瑩:〈司徒雷登與燕京大學〉、鍾翠霞:〈非基督教運動之研究:以吳雷川(1870-1944)為個案〉(1995年)、黃嘉露:〈鍾榮光與嶺南大學〉(1996年)、林富文:〈華人基督徒學者─許地山(1893-1941)研究〉、謝志堅:〈私立華南女子文理學院之研究〉(1998年)。詳參李金強:〈香港浸會大學的中國基督教史研究〉,羅秉祥、江丕盛編:《大學與基督宗教研究》,同前註,頁293-294

[30]   《近代中國基督教史研究集刊》於一九九八年創辦,至今已出版五期。其出版緣起,詳參李金強:〈近代中國基督教史研究集刊出版緣起〉,《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23期(1997),頁78-81

[31]   吳梓明:〈中國教會大學歷史重尋的現代意義〉、〈從神學教育到宗教研究燕京大學宗教教育的考察〉、王立誠:〈滬江大學與香港浸會大學20世紀浸會華人高等教育事業的歷史變遷〉、Dong Lin-fu(董林夫), “James Mellon Menzies: Sinology and Mission Policies”、黃錦暉:〈儒者基督徒:王治心的生平〉,《近代中國基督教史研究集刊》,創刊號(1998)、2期(1999)、3期(2000)、5期(2002-03),頁101-10949-6667-8631-5933-49

[32]   該研討會的會議論文已經出版,此即羅秉祥、江丕盛編:《大學與基督宗教研究》(香港:浸會大學中華基督宗教研究中心,2002年)。論文集中,有關中國教會大學史研究的會議論文,分別是王曉朝:〈中國教會大學的教育理念及其借鑑意義─兼論中國教會大學史研究的評價模式〉,頁81-100、章開沅:〈金陵之光─陳裕光辦學理念試析〉,頁101-116、徐以驊:〈趙紫宸與蔡詠春〉,頁117-144與陳建明:〈中國大陸大學基督教研究的現狀與意義〉,頁175-198

[33]   梁家麟:《建道神學院百年史》(香港:建道神學院,1999年),頁168。盧龍光:〈香港的基督教神學教育─歷史、現況、挑戰〉,徐以驊、張慶熊編:《基督教學術》(上海:古籍,2002年),1輯,頁286

[34]   梁家麟:《建道神學院百年史》,同前註,頁319355

[35]   梁家麟:《廣東基督教教育(一八零七至一九五三年)》,同前註,頁13110-125

[36]   梁家麟:〈無能者的無能─一九四九至五一年的趙紫宸〉,《建道學刊》,9期(1998),頁69-102

[37]   李金強:〈香港基督教的文化自覺─以《景風》本色化言論為個案的分析〉,頁5-6(「二十一世紀中華文化世界論壇」研討會,20021218-20日)。

[38]   同上,頁6。李家駒、黃文江:〈香港的中國基督教新教史研究〉,周佳榮、劉詠聰編:《香港當代史學研究》,同前註,頁157

[39]   So Eric S. Y., “Timothy Tingfeng Lew and the Indigenization Movement of the Church in China,” Ching Feng, vol. XXXIX, no. 3 (Sep. 1996), pp. 237-253. Zhu Feng, “Woman’s Work for Woman: An Argument against the Amalgamation of Hwa Nan Women’s College,” Ching Feng, vol. III, no. 1-2 (Fall 2002), pp. 129-146.

[40]   李志剛:〈嶺南大學之基督精神及其影響〉,林治平編:《中國基督教大學論文集:基督教大學教育在中國現代化過程中所扮演角色及其影響國際學術研討會學術論文集》(台北:宇宙光,1992年),頁178-206

[41]   陳廣培:〈華中大學校長韋卓民〉,吳梓明編:《基督教華人校長研究》(福州:福建教育,2001年),頁61-92;〈吳雷川的儒化基督論探析〉,《道風:基督教文化評論》,17期(2002),頁153-179;〈從韋卓民與呼克爾的歷史神哲學看其政教關係的範型〉,章開沅、馬敏編:《基督教與中國文化叢刊》(武漢:湖北教育,2003年),5輯,頁277-299何慶昌:〈以佛教詮釋基督教:徐松石的本色神學〉,賴品超編:《近代中國佛教與基督教的相遇》(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有限公司,2003年),頁213-274

[42]   何榮漢:〈陶行知:一位基督徒學生的再發現〉、陳偉強:〈許地山的宗教身份取向〉,吳梓明、吳小新編:《基督教與中國社會文化:第一屆國際年青學者研討會論文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宗教與中國社會研究中心,2003年),頁203-240241-272陳偉強:〈以愛超越耶佛間之差異:許地山的生平與文學〉,賴品超編:《近代中國佛教與基督教的相遇》,同前註,頁275-312

[43]   《嶺南通訊》於1954年創刊至今。李瑞明編:〈嶺南大學文獻史料概況〉,吳梓明編:《中國教會大學歷史文獻研討會論文集》,同前註,頁334

[44]   Corbett, Charles H.之《嶺南大學》(Lingnan University)於一九六三年,由Trustees of Lingnan University出版。牟銳(Douglas P. Murray):〈譯序〉,李瑞明編:《嶺南大學》(香港:嶺南(大學)籌募發展委員會,1997年),頁xxi

[45]   西方地區、中國大陸的中國教會大學史研究發展情況,詳參文兆堅:〈中國教會大學史研究述評〉(未刊稿)。

[46]   Peter M. Mitchell, Margo S. Gewurtz, Alvyn Austin ed., A Guide to Archival Resources on Canadian Missionaries in East Asia: 1890-1960 (Toronto, Ont.: University of Toronto-York University Joint Centre for Asia Pacific Studies, 1988) Archie R. Crouch (柯樂智)ed., Christianity in China: A Scholars’ Guide to Resources in the Libraries and Archives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M. E. Sharpe. Inc., 1989),分別說明中國教會大學檔案文獻於加拿大、美國的大學或神學院的收藏情況,並附上兩地之中國教會大學史研究成果。

 


 

 

 

教育史研究

 

 

中國教育史研究的新空間

《中國區域教育發展概論》評介

 

 

甘穎軒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

 

 

《中國區域教育發展概論》(湖北出版社,2003年)源自李國鈞主持的研究計劃,由吳宣德執筆撰寫。此書以區域研究的角度,分析中國歷朝的教育發展。中國作為四大文明古國之一,在教育發展上具有相當悠長的歷史,據文獻記載,早於周朝時已有關於教育制度的出現。春秋戰國時代,即使處於亂世,學術發展一日千里,出現了百家爭鳴的局面。此後歷代大一統王朝雖然各有不同的統治作風,但對教育始終重視如一。中國教育史的研究向受學者注意,最早的通論性著作是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出版的,陳青之和陳東原的《中國教育史》。此後五六十年,有關中國教育史的研究成果豐碩,多種通論及專論相繼產生。在選題方面,探索與研究歷朝教育制度及重要思想家,屬主流方向,對黃土大地上個別不同地區教育發展的研究,似乎還有相當遼闊的空間可供馳騁。

 

區域研究的新嘗試

 

二次大戰以後,區域史研究在西方史學界興起,對傳統的史學研究方法造成相當程度的衝擊。近十年來,這股「區域旋風」登陸中國內地,為各個史學領域的研究引進不少新思維及突破點。傳統教育史研究的切入點多在中央政府層面,由於離不開制度與思想的研究模式,故此只能聚焦在「上層歷史」(History From Above),而不能遍及「下層歷史」(History From Below)。這也是作者在書中導論部份所提到的單從制度及思想處入手,往往忽略了教育在各區域所發生的變化,也看不到文化與教育的相互作用(頁16-18)。相對而言,區域教育研究的切入點則在地方層面,故此能夠對各個不同地域進行個別微觀的探索,填補傳統研究手法的不足。

除卻導論及總結部份,全書共分五章。第一及二章主要是從宏觀角度出發,闡述中國歷朝教育發展的趨向,著者以宋室南渡作為分水嶺,指出隨著文化及經濟重心的轉移,教育中心也有由北向南遷移的大趨勢。第三章則選取南北共九個朝代的重點城市作為樣本,觀察中國區域教育發展有否存在「核心-邊緣」結構。第四及五章則討論影響中國區域教育發展的重點範疇。

這書作為概論性著作,我們並不期望書中能夠對中國各區域在歷朝的教育佈局概況作詳盡闡釋,但是我們仍然想透過閱覽本書,對各個不同地域在歷朝的基本教育佈局概況能夠有初步的瞭解。可惜縱觀全書,著者只曾在第一、二章中,以縱向模式闡釋文化經濟重心改變與教育中心遷移的關係,對於不同區域在歷朝的發展狀況著墨不多,這方面似乎還可稍作補充。然而,著者成功發現各個教育中心並不存在統一的發展模式,並找出一些能夠影響區域教育佈局的動因,諸如地區政治地位升降、大家庭分佈轉移、經濟發展水平參差、地區人口規劃改變等,當中並沒有單一原因可以完全解釋地域發展不均衡的現象。由於運用區域研究角度分析中國教育史還屬於起步階段,實在不應期望著者能在三言兩語之間,即可完全解釋這個複雜的問題,故此本書的建樹,值得欣喜。

 

運用計量分析手法

 

論證過程大量運用計量分析手法,是本書的一大特點。在資料來源方面,著者多選取諸如《漢書》、《三國志》、《晉書》、《唐六典》、《宋史》、《元史》、《明史》等官修正史;《四庫全書》、《宋元學案》、《明儒學案》等皆為歷代名著,其他如朱保炯、謝沛霖的《明清進士名碑錄索引》,顧頡剛、史念海的《中國疆域沿革史》,譚正璧的《中國文學家大辭典》等,均為近現代重要著作,具有一定的公信力和準確性。用作統計的對象方面,著者多選用宰相、進士、學者及文學家,他們均是舊社會中的高級知識精英,這些史料多放在歷朝正史之中,或編成人物辭典,供歷史研究者作背景參考,或進行個別重點人物研究時採用。但本書運用計量分析手法,成功開闢了這批史料的新用途,大大提高它們在中國區域教育研究中的價值。

此外,作者在論證過程中,能夠反覆運用不同的史料,進行多元比較。例如著者在分析地區政治地位與區域教育佈局的關係時,先運用譚氏的《中國文學家大辭典》統計明清文學家在府治所在縣與非府治所在縣的分佈狀況,並運用《明清進士名碑錄索引》統計明清時期進士在府治所在縣與非府治所在縣的分佈情況,再利用《四庫全書》中的《福建通志》統計明代福建地區的人才分佈狀況,最後得出府治所在縣在地區教育上確實較周邊地區享有一定優勢。(頁182-186)另外,著者利用浙江作為個案分析人口遷移與地區教育的關係時,先後運用《獻徵錄》及潘光旦《明清兩代嘉興的望族》的資料作統計,得出歷史上的兩次大規模移民,有助帶動浙江地區文化與教育的發展。(頁259-260)著者的嚴謹作風使其結論的可靠性大為提高,令本書具有高度的學術價值。

著者在分析中國區域教育佈局是否可以運用「核心-邊緣」結構解釋時,先後選取南北合共九座城市作為樣本,企圖透過統計各地中心及周邊地區由漢至清的人才數目,找尋統一的佈局規律。毋庸置疑,這九座城市在歷朝發展中均具重要性,甚至作為政權的都城。但值得留意的是各城市在不同時期的重要性不盡相同,先看北方六城,西安、洛陽和開封是早期一統王朝首都或陪都所在地,後期也多成省府級治所;曲阜和臨淄只曾成為春秋戰國時期諸侯的都城,秦以後則只能成為省府治所,並不曾成為一統朝代的王都;北京在前期為州府治所,遼金以後則成為國家首都。再看南方三城,南京的發展明顯較早,在三國時代已成為割據政權的都城,杭州與南昌在大部份時間都只能成為地方治所。由此可見,各城在歷朝的角色輕重有別,受重視的程度也有所不同,在發展歷程上不具備同一性。這個時空差異嚴重降低各城市間的可比性,所得出的結果能否完全反映真實狀況,似乎還有可以相榷的餘地。

 

逐步摸索的探求模式

 

近年來,區域史的興起,令運用區域角度進行研究成為時尚,採用「制度-思想」的研究手法像是給人落伍的感覺。其實,「思想-制度-區域研究」可作連串使用,成為中國教育史研究的三部曲。思想畢竟是任何制度的發源地,確立制度則是由個人思想發展至實際執行間的過渡手段,至於各地實際的施行成效,則有賴區域研究。故此,「制度-思想」與「區域研究」兩種研究角度不應存在新舊之別、時尚與落伍等兩極評價,而是應該並行不悖,互相發揮,將研究的質量推向新高峰。

從本書的論述過程中,著者給予我們一個重要的觀點,就是影響中國區域教育佈局的因素複雜繁多。因此,透過直接從個別城市的比對中探求統一法則,似乎成效不大。區域比較除了需計算地域差異外,還要考慮時空差異。故此,如果先進行同時空及同地域的個別探求,然後進行同時空跨地域或同地域跨時空的對比,找出近似。最後從這個基礎上再探求統一的佈局規律,這種做法似乎成效將會較為顯著。但無論如何,本書所作出的貢獻,對中國教育史研究的轉型,有推動作用,同時對於本課題的繼續深入鑽探,大有禆益。

 

 


 

 

 

【書刊介紹】

 

 

中國近現代出版史研究的再出發

簡介三種出版史料

 

 

周佳榮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

 

 

由於印刷文化逐漸受到學界重視,出版史研究隨而有興起之勢。中國自十九世紀中葉以來,新式書刊的出版與政治、社會以至思想發展息息相關,近現代出版史的面貌與古代出版史大異其趣,而成為一個既具綜合性質而又專門的研究領域。

張靜廬(1898-1969)以二十年時間,輯成《中國近代出版史料》(初編、二編)、《中國現代出版史料》(甲編、乙編、丙編、丁編)及《中國出版史料補編》,收錄自1862年京師同文館創立至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為止的重要出版史料,包括圖書、報刊、教科書、印訂技術、出版法令等,約共二百五十萬字,另有大量書影和圖片,為近現代出版史研究奠下根基。

1950年代出版的這套史料集,分別由幾家出版社印行,印數既少,又斷版多年。上海書店出版社有見及此,按原書各冊影印,於2003年重版,改名《中國近現代出版史料》。全套共有八冊,編次如下:

(一)近代初編─即《中國近代出版史料》初編;

(二)近代二編─即《中國近代出版史料》二編;

(三)現代甲編─即《中國現代出版史料》甲編;

(四)現代乙編─即《中國現代出版史料》乙編;

(五)現代丙編─即《中國現代出版史料》丙編;

(六)補編─即《中國出版史料補編》;

(七)現代丁編(上)─即《中國現代出版史料》丁編(上);

(八)現代丁編(下)─即《中國現代出版史料》丁編(下)。

考慮到原書是隨著史料徵集而陸續增補的,讀者查找資料便不方便,重版本編製了全書的分類總目錄,置於卷首。總目錄按以下的分類編排:

 

w   圖書─概述、時論、翻譯、教科書、出版社、規章、序跋、書目、雜記、其他;

w   報刊─概述、時論、發刊詞、回憶與論述、報刊目、其他;

w   印刷─概述、排字、印訂、其他;

w   發行─概述、時論、查禁書刊、回憶;

w   法令─時論、著作權法、出版法、報律、審查條例、其他;

w   其他。

此外,重印本又編製了作者和篇目的綜合索引,置於卷末。

總的來說,張靜廬輯註這套史料集保存了大量第一手材料,有的輯錄自書刊,也有特約編寫和專門調查,極具參考和購藏價值。重印出版,是出版史研究在新世紀再出發的裝備。

宋原放主編《中國出版史料》(現代部分)由山東教育出版社於2000年出版,收錄1919年至1999年間的出版史料。內容共分三卷:

(一)第一卷(上、下冊)─陳江輯註,包括時間由1919年五四運動至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前;

(二)第二卷─吳道弘輯註,包括1937年七七事變至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

(三)第三卷(上、下冊)─方厚樞輯註,包括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至199912月。

所收材料大體上按各時期的歷史順序編排,部分則按專題集中編排。書中有較多注釋,可供參考。香港、澳門、台灣地區的出版史料沒有收錄在內,是其不足之處。第一、二卷所收史料,部分與張靜廬輯註《中國近現代出版史料》重覆;在編排和內容方面,則可補其不足。第三卷集中收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的出版史料,可配合這時期的新聞出版法規等專集一併使用。

此外,還有一套刊行中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料》,選收1949年至1990年代的文獻、報告、重要人物的講話和文章等,可以作為現代中國出版史料的延續。袁亮主編,由北京的中國書籍出版社按年分卷出版,1995年刊行第一卷(1949),至2001年已出至第八卷(1956年)。

據該書〈編輯說明〉所述,大部分史料由中央檔案館、文化部檔案室、新聞出版署檔案室提供,另有一些是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和出版界老前輩保存的早期資料,收集範圍包括以下六類:(一)國家領導機構歷年頒發關於出版工作的重要文件、法令、法規等;(二)重要會議的文件及領導人的講話、報告等;(三)有關部門的事業和工作規劃、調查等;(四)領導人的指示、題詞等;(五)《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紅旗》(後來改為《求是》)等報刊的社論、評論及重要文章;(六)出版、印刷、發行等方面的統計資料、出版大事等。

 

 


 

 

 

【書刊介紹】

 

 

香港近刊中醫藥史著作評介

 

廖達新編著《生藥史縱橫》:醫藥發展和生藥介紹

廖達新編著《生藥史縱橫》(香港:泰山成藥出版,2001年),本書主要分為醫藥發展和生藥介紹兩個部份。第一至七章敘述中外醫藥的歷史,依次為:(一)前言;(二)古埃及醫藥;(三)古希臘與古羅馬醫藥;(四)古印度醫藥;(五)中國醫藥;(六)日本醫藥;(七)朝鮮半島醫藥。其中以中國醫藥較為詳細,日本、朝鮮次之。

第八章為〈生藥縱橫目錄〉,分成二十四節,包括解表藥(發散風寒、發散風熱)、瀉下藥(攻下)、清熱藥(清熱涼血、清熱解毒、清熱燥濕)、芳香化濕藥、利水滲濕藥、溫里藥、開竅藥、安神藥、平肝息風藥、理氣藥、理血藥(活血祛瘀)、化痰止咳藥(溫化寒痰)、消導藥、化痰止咳藥(清化熱痰、止咳平喘)、補虛藥(補氣、助陽、養血、滋陰)、收歛藥及其他。

著者在〈前言〉中指出:「生藥學在現代藥物史上是有一定的貢獻,使人可對藥物有更深入的認識。」總括來說,本書就是一本介紹生藥學歷史及其應用的基礎讀物。

 

廖達新編著《人參史話縱橫》:中日韓的認識

廖達新編著《人參史話縱橫》(香港:新資訊出版社,2001年)編集了中國、朝鮮、日本各地有關人參的歷史,包括其產地、性能、作用、用法等資料。全書分為六章:(一)緒言;(二)中國人參史話;(三)朝鮮人參史話;(四)日本人參史話;(五)醫食同源話人參;(六)人參科學縱橫。

書中附有〈中國人參史話年表〉、〈朝鮮人參史話年表〉和〈日本人參史話年表〉,頗便參考。周宏兵的〈代序〉指出:此書「從另一個角度來探討人參的價值,研究者的觀點,可以見仁見智,但為研究中藥開了一條新路,值得高興慶賀。同時,不失為向世界宣傳東方傳統醫藥,使世界認識中華醫藥,認識東方文明的一個好途徑。」

 

江潤祥主編《現代中醫藥之教育、研究與發展》:研討會論文集

江潤祥主編《現代中醫藥之教育、研究與發展》(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2年),是1999年香港中文大學中醫學院成立之初召開的一次學術會議論文結集,內容包括醫政、藥政、中醫學術探討、實驗研究,以及中藥有效成份的提取和作用機理,還有此等研究成果的應用和開發等。

書中收錄論文二十篇,有十三篇以中文撰寫,依次為:(1)余靖〈中國中醫藥的應用和發展〉;(3)梁秉中〈香港中西醫合作現況與前景〉;(5)許家杰、李捷珈〈美國中醫藥的現狀及其發展〉;(7)濮傳文〈中國中醫藥教育政策與改革趨勢〉;(8)江潤祥〈香港中醫教育之新面貌〉;(10)馬繼興〈中醫古典文獻遺產實物發掘與繼承研究的重要價值〉;(12)劉燕池、蔣雲娜、張沁園〈益智防呆湯防治口服三氯化鋁所致癡呆小鼠作用機制的實驗研究〉;(13)孫漢董〈治療心腦血管病藥物─燈盞花的化學及生理活性成分的再研究〉;(14)梁頌名〈慢性肝炎與中藥治療〉;(16)胡秀英〈菊與中華人民保健〉;(17)許實波等〈三冬茶的藥效學及毒理學研究〉;(18)謝培山〈維繫中藥產業未來發展的質量控制問題〉;(19)沈重光〈台灣中藥開發之策略與近況〉。

用英文撰寫的論文有七篇,包括:(2)陳可冀〈現代中醫教學課程及其西醫學的聯繫〉;(4Basil D. Roufogalis〈互補醫學與草藥之發展〉;(6Antonio Guerci〈醫學人類學對中醫藥的貢獻〉;(9)孟卓、Jin Zhigao〈足三里穴與脊髓孤束核之功能性關連〉;(11)韓秉勳等〈酸棗仁環?镼耵囿漱?P學及生化研究〉;(15)矢內原昇等〈(一)Epigallocatechin Gallate抗體之生產及其酶免疫測定〉;(20)羅偉權等〈以大鼠及酵素免疫測定法鑒定中草藥方劑之療效〉。

總的來說,此書對於促進本地的中醫藥教育和研究以及加強中外醫學交流,都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周佳榮編著《中國醫學史辭典》:研習中醫史的入門書

中國醫學有數千年的歷史,對初入門者來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這本辭典收錄中國醫學史必備的基礎知識和相關詞目一千八百餘條,足供研習中醫藥課程的人士參考。

此辭典分為〈名詞篇〉、〈人物篇〉和〈典籍篇〉三個單元,集中介紹上古以來的醫學發展、醫學人物和文獻典籍,兼及醫學文化史和中外醫學交流,附錄中國醫學史大事年表、文獻舉要及參考書目。

第一單元的詞目,包括一般用語、中醫中藥理論和知識、機構店鋪、醫學分科和流派、民族醫學等。編著者按照中國醫學發展的特色,將中國醫學史分為五個時期:(一)萌芽和奠基─上古至漢代;(二)宏備和輝煌─魏晉至五代;(三)普及和發展─宋遼金元時期;(四)繁榮和穩定─明至清代中期;(五)轉型和復興─晚清至現代。人物和典籍均據此分期依時序排列。

 

周佳榮編著《中醫藥一二三》:名數及集稱匯編

周佳榮編著《中醫藥一二三:名數及集稱手冊》(香港:開明書店,2003年)是一部普及的中醫藥工具書,共分〈日常用語〉、〈醫史用語〉、〈中醫知識〉、〈中藥知識〉、〈方劑、治療〉、〈針灸、推拿〉、〈氣功、養生〉七大範疇,收錄與中醫藥相關的名數和集稱三百餘條,供分類學習和檢索之用。

書末有三個附錄,分別羅列出以數字命名的中藥及方劑、歷代重要醫家的字號和別稱,以及歷代重要醫籍的簡稱和別稱。初入門者和有興趣的讀者,可藉此增進知識。

 

杜祖貽等主編《中醫學文獻精華》:學好中醫要讀點經典文獻

中醫藥學的精髓保存於古代醫學經典著作之中,在二十一世紀今天,中醫學的傳承和發展,實不能忽略中醫文獻學的重要性。但有關作品浩如煙海,初學者固然望門興嘆,一般中醫師和學界人士也往往無從入手,因此一冊份量適中的文獻選集是迫切需要的。

杜祖貽、關志雄、湯偉奇主編的《中醫學文獻精華》(香港:商務印書館,2004年),正是這方面一項堅實的成果。此書從先秦至近代的中醫藥專著中,精選五十一篇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按時序編排,分成基建期(自周至唐)、承傳期(自宋至明)和創發期(自清至民國初期)三部份,述其旨要,藉此闡明中國醫學的源流與正變。

編者在〈導言〉中指出,中醫藥停滯不前的原因之一,是對中醫藥文獻鑽研不深,致使傳統醫學的精萃未能盡用,強調「要振興中國傳統醫學,當以整理文獻、註釋義理、驗證案例為首要之務。這樣才能夠將前人累積的經驗準確地顯示出來,作為深究、推演和創新的基礎。」有鑑於此,遂以三年時間從事文獻搜集和分析整理的工作,完成此書,貢獻於讀者和學界人士面前。

此書取材類別,包括概論、經典、養生、傳記、藥物、方書、注撰和專著。例如第一部份,收錄了《周禮•醫師章》、《黃帝內經太素•咳論》、《呂氏春秋•盡數篇》、《難經•第一難》、《史記•扁鵲傳》以至《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大醫精誠》、《王燾•外臺秘要方•序》、《王冰•素問注•序》等十五篇,第二部份選取《蘇沈良方•治鼻衄諸方》、《錢乙小兒藥證直訣之驚搐醫案》等二十篇,第三部份輯集《喻昌•醫門法律•大氣論》、《吳有性•溫疫論之體厥醫案》以至《唐宗海•醫易通說•緣起》、《張錫純•醫學衷中參西錄•論腸結治法》等十六篇。

總的來說,這是一冊非常認真的文獻資料讀本,書中的題解、注釋及作者介紹,深入淺出,能夠切合一般讀者的需要;版本說明、諸家評析和綜合論述,以及參考書目、圖錄表解等,專為學界人士提示研究的方法,更是同類書籍所無。書末的名詞索引和人名索引,為使用者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對中國文化有興趣的讀者,也不妨讀點中醫經典作品。

 

區結成著《當中醫遇上西醫》:近代醫學歷史的省思

在西方勢力東來的歷史潮流中,中國現代化所走過的路途是曲折而艱辛的,中國文化遭受了西學東漸的巨大衝擊,中醫學也不例外。區結成著《當中醫遇上西醫─歷史與省思》(香港:三聯書店,2004年),以中醫發展的視點回顧近代中醫與西醫相遇後的處境,評述中醫在現代化過程中的種種主張,分析中、西醫的異同,對於中醫如何從傳統概念接通現代以至通往未來,也作了分析。

此書分為四部份:(一)歷史篇─概述十九世紀前的西方醫學,簡介中國醫學的脈絡,以及中醫遇上西醫之後的變化。(二)論爭篇─探討公共衛生與傳染病的響號、惲鐵樵與張錫純的匯通試驗,還有「科學共同體」在中國的建立和發展,析述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上半葉的中西醫論爭。(三)醫學篇─包括〈五行學說─中醫學的基石?〉、〈從臟器到臟象〉、〈針刺療法的古今道路〉、〈「證」的生命力與困惑〉四章,討論中醫學幾個核心學術主題及其現代化。(四)現代篇─分〈中西醫學的現代對照〉、〈嚴苛的現代醫學〉和〈瘟疫?的省思〉三章,探討中醫學「特色論」的意義和局限,認為中醫學不但要面對快速發展的現代科學醫學,更要面臨嚴苛的循證醫學的挑戰,並質疑這些是否不可解的困局?

作者出身西醫,因興趣和工作接觸而學習中醫針灸,並成為香港中西醫結合學會創會委員,行醫之餘以筆名區聞海為報章撰寫專欄。本書題名《當中醫遇上西醫》,在作者而言卻是不折不扣的「西醫遇上中醫」,所以他在〈後言─誰遇上誰?〉說,希望把這一段醫學歷史與種種學術難題,如實展現出來,「好讓讀者接力思考。」事實確是如此,當中醫和西醫遇上了對方,或者中國西醫遇上了外國西醫,甚至是作者和讀者有緣地遇上了,在經過一番論證之後,大家還要再思考、再探索。作為一冊具啟發性的著述,本書是很成功的。

 

范家偉著《六朝隋唐醫學之傳承與整合》:探索中國古代醫學

在中國醫學史上,六朝至隋唐上承先秦兩漢的基礎,又有豐盛的發展和創造,是一個輝煌的時期。范家偉著《六朝隋唐醫學之傳承與整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4年)從醫經重整和治療方法入手,說明醫學知識從六朝過渡到隋唐的經過;此外,還探討了疫病觀念和疾病對社會生活的影響。條理清晰,資料充實,是研究中國古代醫學發展的重要專著,亦有助於開拓中國社會史的視野。

全書共分八章:(一)緒論;(二)本草與針灸─從起源觀念到多元發展;(三)唐代醫經重整與醫學知識整合;(四)禁咒法─從巫覡傳統到獨立成科;(五)醫術傳承方式的轉變─從密傳、世傳形式到開放形式;(六)人口遷移、地方發展與疾病恐懼;(七)疾病觀念與中古時期的社會生活;(八)總結。書末附有史源及參考書目,包括醫學文獻、傳統文獻、佛道文獻、中文論著、日文論著及英文論著。

著者在〈緒論〉中指出:「隋唐時代醫家面對魏晉南北朝醫學的豐盛創造,隨之而來的工作,就是如何重新整合。」〈總結〉強調魏晉至隋唐時期的醫學發展有以下幾個方向:第一,是魏晉南北朝時期本草、針灸等知識有多元發展,諸家學說不同,造成了蓬勃的景象;第二,隋唐兩代太醫署列禁咒法為教授課程,代表禁咒方法在醫療上被接受及使用;第三,醫學知識的傳授從密傳、世傳的方式,至唐代走向較開放方式;第四,在變動之中亦有不變或變動不大之處,例如以漢代形成的南方疾病觀解釋新疾病,漢代以來對南方的恐懼心態,隨著道路系統的發達,而以貶官南方作為一種懲罰手段。

此書另一重要觀點,是注意醫學發展的多元背景。〈總結〉認為:「魏晉至隋唐醫學發展,可說是受到內外兩種力量的推動。從外在力量來看,制度變動是推動醫學知識轉變的力量之一。……從內在力量來看,知識內在分歧,推動醫家重新整合知識。而醫學知識流傳的方式,從封閉走向較為開放。」

著者從史學研究的角度出發,探討中國中古時代的醫學文化,其著眼點,多少與專注於醫藥內容的著作不同。正如許倬雲在〈序言〉中說:「一般醫學史,大致自限於醫學內在發展的軌跡,范生則一方面顧及醫藥與社會生活的關係,另方面又注意到地域性疾病的特性。……至於探究醫學由官學轉變為民間的傳授,實與中古學術傳承的發展方向相合。」

許氏又以史學研究與現實應用的關係為言,指陳中國醫藥是人類實證記錄的一部分,「在經過適當的解讀,呈現其可以取捨的意義,並以此融入現代醫學。……因此,中國醫藥史的研究,遂不僅是對於人類經驗的整理而已。」中國醫學史的重要性,史學工作者參與醫藥史研究的意義,以及歷史研究在醫學發展方面所能擔當的任務,藉著范家偉此書可以得到更多思考的線索。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資料室)

 


 

 

 

【書刊介紹】

 

 

 近期出版學刊消息

 

 

 

《社會性別》創刊

 

杜芳琴、王政主編《社會性別》第1輯由天津人民出版社於2004年出版。該學刊的命名,據〈卷首語〉指出,「是為了體現我們正在從事的中國婦女學學科建設的宗旨─以社會性別視角、範疇、方法與其他諸如階級、民族、地域、年齡等範疇交叉結合起來關照、審視各領域的知識建構,在批判反思中重建、生產、傳播平等的新知識和新思維模式,激勵人們參與改變社會性別不平等的行動,達到知行合一,理論與實踐相結合,使參與者在社會文化改造實踐中不斷提高認識能力、增添行動力量。」第1輯共有文章十八篇,分為以下幾欄:

(一)學術前沿─馮媛、杜芳琴、佟新、張李璽、鄭新蓉〈稱謂•理念•策略─中國婦女與社會性別學五人談〉及王政〈婦女學的全球化與「本土化」〉。

(二)青年論著─易素梅〈唐宋時期的「女戶」與國家〉及張雁〈20世紀中國古代婦女作家研究之回顧與反思〉。

(三)社會性別•工作─王金玲〈沿海地區人口職業代內流動的性別分析─以寧波市為例〉及石彤〈國有企業下崗女工被社會邊緣化理論研究〉。

(四)身體•性─龍彥〈經驗:在黑暗與光明之間─女大學生流產研究〉及孫中欣〈性壓迫、性別不平等與女性情欲權─對一些研究實例的分析和思考〉。

(五)民俗•文化─古文鳳〈從社會性別看苗族的姓氏、祭祀與命名─以雲南省金平縣董村苗族為例〉及王璇〈從喪葬禮俗看性別關係與女性地位〉。

(六)民族•社會性別─劉永青〈家戶領域與公眾領域:旅遊業發展對摩梭人社會性別關係的影響─寧蒗縣落水村摩梭社區個案研究〉及白志紅〈「花兒」與「籬笆?」─從婚姻、祭山、休閑看當代紅土?彝族性別關係〉。

(七)傳媒•批評─佟新〈大眾傳媒與婦女就業知識的建構─知識建構、傳播與權力關係〉及王向賢〈「英雄」與性別〉。

(八)學科建設─李英桃〈關於中國女權主義國際政治學學科建設的幾點設想〉及胡傳榮〈社會性別與國際政治〉。

(九)研究札記─李少梅〈對質性研究中深入訪談方法的初步認識─學習札記〉及馬元曦〈不同語言之間的翻譯,不同文化的傳播─對族裔內邊緣化的社會性別角度思考〉。

 

《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休刊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於200312月出版《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第36期,並宣佈休刊。本期主要內容有:侯杰、林緒武〈梁啟超研究的集中展現─「梁啟超與近代中國社會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小山三郎〈《自由中國》知識分子的政治與文學─對於台灣現代文學的一個視點〉(學術演講)。

研究概況方面,有:李長莉〈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簡介〉;彭小舟〈近代留美學生與中美教育文化交流研究綜述─以大陸近二十年來的研究成果為中心〉;范鐵權〈中國科學社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史料介紹方面,有:王爾敏〈中國民間市開營造工匠日用之《魯班經》〉;譚景玉〈關於《莊農雜字》的幾個問題〉;蘇全有〈簡介佐藤鐵治郎的《袁世凱》與相關思考〉;楊翠華、鄭鳳凰〈胡適檔案數位化典藏及其應用〉。

此外,有「郭廷以先生遺稿輯存」多篇、王文隆輯〈台灣各大學研究所有關近代中國史研究之博碩士論文目錄〉及〈休刊詞〉等。

 

《近代中國基督教史研究集刊》第五期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李金強博士主編的《近代中國基督史研究集刊》,第五期(2002/2003年)已出版。本期有專題論文三篇:姜嘉榮〈近代中國自立與合一運動之始源:閩南教會〉,劉家峰〈近代中國基督教宗派的聯合事業:以華北基督教農村事業促進會為例〉,黃錦暉〈儒者基督徒:王治心的生平〉。

研究史有兩篇:王立新〈大陸研究近代基督教在華傳教史的主要範式述評〉,盧龍光、湯泳詩〈香港基督教口述歷史研究述評〉。

此外,還有:何慶昌〈二十世紀浸信會會牧─徐松石的生平與思想〉(牧師傳),李金強、湯泳詩〈堅道香港浸信教會前會佐─楊永堂先生〉(口述歷史),陳劍光〈華人教會歷史拾遺〉(研究札記),及書評專題、書評多篇。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資料室)

 


 

 

 

學界消息

 

 

 

香港學界活動簡報(2004年上半年)

 

 

 

g 香港公共圖書館專題講座

 

香港公共圖書館於2004年春季舉辦一系列有關香港研究的專題講座,地點在香港中央圖書館地下演講廳。詳情如下:

(一)題目:戰前香港報業史

講者:李少南教授(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

日期:2004131日(星期六)

(二)題目:古名今趣─明清輿圖中的香港地名

講者:沈思先生(香港史地研究者)

日期:200428日(星期六)

(三)題目:戰後香港報業發展

講者:李錦洪先生(時事節目主持、資深報業人)

日期:2004327日(星期六)

 

g  香港考古學會選出新一屆執委會

 

香港考古學會於2004430日召開會員大會,並選出新一屆執委會。成員包括:

主席:朱敏初          副主席:吳偉鴻

秘書:劉佩蓉          財政:蕭美蓮

編輯:陳君山(會刊)、鄭啟明(網絡)

總務:陳錦榮、王惠標

公關:梁永熙

香港考古學會(Hong Kong Archaeological Society)成立於1967年,會址設於九龍公園(每逢星期四辦公),通訊地址為香港郵政總局信箱5133號,網址為www.hkarch.org。近期的活動計有:杜志超主持「考古與攀山越嶺」座談會(527日舉行)、「巴蜀文化初探」座談會(624日舉行)及「三星堆與巴蜀文化」座談會(715日舉行)。

 

嶺南著名學者紀念研討會

 

嶺南大學為慶祝廣州嶺南大學創立一百一十五周年,舉辦連串學術活動,其中一項是「嶺南著名學者紀念研討會」,於200461日舉行。開幕典禮由陳坤耀校長致歡迎辭,馬幼垣教授(嶺南大學中文系)及單周堯教授(香港大學中文系)致辭。研討會分別討論四位早期嶺南學者:

(一)陳寅恪─講者包括王川教授(四川師範大學歷史系)、吳定宇教授(中山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及黃嫣梨教授(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

(二)王力─講者包括向光忠教授(南開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唐作藩教授(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及陸鏡光教授(香港大學語言學系)。

(三)陳序經─講者包括陳其津教授(華南理工大學電子與信息學院)、侯杰教授(南開大學歷史學院)及梁元生教授(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

(四)容庚─講者包括李學勤教授(清華大學國際漢學研究所)、曾憲通教授(中山大學中文系)及張志裕教授(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

 

g 「香港地方志座談會」在嶺南大學舉行

 

嶺南大學亞洲太平洋研究中心於200469日主辦「香港地方志座談會」,開幕儀式首先由嶺南大學校長陳坤耀教授致歡迎辭,繼由主禮嘉賓民政事務局局長何志平太平紳士、中國地方志指導小組秘書長兼辦公室主任秦麒明教授致辭,然後有兩個學術報告:

(一)邱新立教授(中國地方志指導小組):中國新編地方志工作的基本情況;

(二)劉蜀永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劉智鵬博士(嶺南大學):編修《香港地方志》的幾點看法與建議。

同日並舉行了兩節「香港地方志圓桌討論」,分別由劉蜀永教授及劉智鵬博士主持。此次座談會宗旨是收集專家學者的意見,作為未來籌劃香港地方志編修工作的參考。與會者包括:丁新豹(香港歷史博物館)、余炎光(香港樹仁學院歷史系)、尹耀全(香港大學圖書館)、吳志華(古物古蹟辦事處)、李祖澤(聯合出版集團)、周佳榮(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梁炳華(中聖書院)、梁操雅(香港教育學院社會科學系)、郭少棠(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陳佳榮(齡記書業集團)、葉漢明(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趙雨樂(香港公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蔡志祥(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鄭德華(澳門大學中國文化研究中心)、蕭國健(香港珠海書院歷史研究所)等三十餘人。

 

g  古代中國外銷瓷與海外貿易研討會

 

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古物古蹟辦事處合辦的「十二至十五世紀中國外銷瓷與海外貿易國際研討會」,2004624日及25日在城大舉行,來自香港、中國內地、台灣、菲律賓、越南、泰國、柬埔寨、新加坡、英國、澳洲等地的多位專家學者,分別提出十個研究成果和報告:

 

(一)余君岳(香港城市大學物理及材料科學系教授)─香港城市大學的古陶瓷科學斷代研究

(二)陶瓷下西洋研究小組─研究計劃報告:柬埔寨Prasat Suor Prat出土中國瓷器個案討論

(三)栗建安(福建博物院考古所所長)─福建地區宋元明期外銷瓷研究的若干問題

(四)陳鵬鵬(泉州市文物保護研究中心主任)─十二至十五世紀泉州陶瓷貿易

(五)謝明良(台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所長)─十五至十六世紀日本的中國陶瓷鑑賞與收藏

(六)Roxanna Brown(曼谷大學東南亞陶瓷博物館總館長)─明代海禁與空白期:從東南亞沉船陶瓷看中國外銷瓷的短缺

(七)Michael Flecker(水下考古學家)─由沉船管窺中國越洋海運的興起

(八)Peter Grave(澳洲新英倫大學考古及古生人類學系講師)─中國與東南亞貿易:十四至十七世紀沉船出土貯物罐的地球化學分析(中期)報告

(九)Nguyen Dinh Chien(越南國立歷史博物館總館長)─在越南發現的十二至十五世紀中國瓷器

(十)John Guy(英國維多利亞與西伯物博物館印度及東南亞部館長)─會安沉船陶瓷及其在亞洲陶器貿易中的地位

此次研討會的兩個重點,其一是福建陶瓷的外銷,其二是水下考古與陶器之路,因此議題圍繞著福建泉州地區出土的中國外銷瓷及其與東南亞地區的貿易交流,藉著分享新近的成果和經驗,使有關研究在比較和整合的層面上得到深化。研討會籌備委員會的負責人,是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主任鄭培凱教授和古物古蹟辦事處執行秘書吳志華博士。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資料室)

 


 

 

 

學界消息

 

 

 

浸大歷史系活動簡報(2004年上半年)

 

 

 

g 第二屆研究生學術研討會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學系為促進研究風氣,特定2004110日為第二屆研究生交流日,並舉行學術研討會,與會師生及校友約三十人。系主任周佳榮博士在開幕致辭中指出,歷史系近十年來培訓了一批碩士和博士,他們在學術上和工作上,都有優秀的表現;本學年新辦兼讀碩士課程,情況亦非常理想。希望今後定期每年舉行研究生交流活動,成為一個傳統。本屆學術研討會分三節進行:

第一節由周子峰博士主持,宣讀論文包括:范永聰「清末時期《東方雜誌》對傳統中國文化的詮釋」;侯勵英「郭廷以的史學及其貢獻」;文兆堅「抗戰前金陵大學的史學研究(1924-1937)」。回應:周佳榮博士、李金強博士。

第二節由區志堅博士主持,宣讀論文包括:周子峰「國家與社會─以民國時期廈門商會之發展為個案的考察(1914-1937)」;林錦源「論張蔭桓在處理濟南美國長老教會置產糾紛案(1881-1884)的手法和態度」;羅婉嫻「殖民地事務本地化─以香港西方醫療體制的發展為研究個案」;丁潔「英國福利國家的背景及其建立」。回應:林啟彥博士、黃文江博士。

第三節由彭淑敏女士主持,

歷史系教師與研究生合照

宣讀論文包括:吳黎純「中藥業的蛻變─余仁生在華南的發展」;甘穎軒「吳佩孚與南口大戰」;Tong Shuk Ying, “‘Japan and Germany: Culture and War Crimes’ Approach and Some Early Findings”. 回應:鍾寶賢博士、麥勁生博士、Dr. James Stewart.

李金強博士在總結發言中分析了浸大歷史系師生的研究趨向,勉勵大家發揚研究傳統並繼續努力。

 

 

g 章群教授紀念公開學術講座

 

廖伯源教授

 

黃兆強教授

 

周啟榮教授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學系為紀念唐史專家章群教授,於200427日舉辦「章群教授紀念公開學術講座」,內容包括三個演講:一、廖伯源教授(中央研究員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論「封建與郡縣」;二、黃兆強教授(東吳大學歷史系教授兼系主任)講「明代史學述論」;三、周啟榮教授(伊利諾大學歷史系及東亞語言文化系教授)講「對古騰堡論述的反思:印刷術在晚明文化生產過程中所起的作用」。

章群教授由1962年至1978年間在香港浸會學院史地系任教,長達十六年,並出任歷史系第一任系主任,其間出版《中國文化史》及《唐史》等著作,另有學術論文多篇。此外還有《唐代蕃將研究》、《唐代蕃將研究續編》及《唐史札記》等專書,雜著則由黃嫣梨編為《文情史德:章群雜文選輯》。

 

 

g 劉家駒先生紀念獎學金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學系為紀念東南亞史專家劉家駒先生,於2004327日浸大校友日舉行「劉家駒先生紀念獎學金成立典禮」。該獎學金得系中教師及畢業校友熱烈捐助,由2004年度開始頒給歷史系成績優異的本科生及研究生。劉家駒在歷史系任教長達二十二年,1980年至1985年間並任系主任之職,熱心教研工作,深受系內師生愛戴。專書有《歷史與現實》、《菲律賓菲化運動之研究》等。

 

g 近代民族主義研討會

 

鮑紹霖教授(前排左三)與歷史系師生合照

 

香港浸會大學近代史研究中心於200456日舉辦「近代民族主義研討會」,由鮑紹霖教授主講「方興未艾:民族主義與現今中國及世界」,麥勁生博士主講「十九世紀西方民族主義的啟示」,並由林啟彥博士主持「近代民族主義座談會」。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資料室)

 


 

 


 

 

【新書介紹】

 

 

 

周佳榮著《歷史絮語:教與學的文化情懷》

 

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4年。(194頁)

 

本書內容圍繞近代東亞的變遷和演進,主要探討:中國近代化的經驗,中國與鄰邦日本的關係,香港在東亞史上的地位,亞太文化特色及其展望等等。所收錄的文章,是著者在教學和研究之餘的隨筆。

 

 

鍾寶賢著《香港影視業百年》

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444頁)

本書以商業史的角度闡釋香港影視業百年興衰,但背後訴說的也是一個城市成長的故事。多年以來,在中西文化落差之間、左右陣營夾縫之中、東南亞民族差異之處,香港和它的影視業找到了屬於自己的位置、開拓生機、絕處逢生。但步入21世紀,隨以上的落差、夾縫漸漸收窄,香港和它血脈相連的影視業應該如何自處,以尋求屬於自己位置呢?歷史或許已為這答案埋下伏線。

 

 

Cindy Yik-yi Chu, The Maryknoll Sisters in Hong Kong, 1921-1969: In Love with the Chines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224 pages)

The Maryknoll Sisters in Hong Kong, 1921-1969: In Love with the Chinese describes the adaptation of American women to cross-cultural situations in Hong Kong from 1921 to 1969.  The Maryknoll Sisters were the first American Catholic community of women founded for overseas missionary work, and were the first American Sisters in Hong Kong.  Maryknollers were independent, outgoing, and joyful women who were highly educated, and acted in professional capacities as teachers, social workers, and medical personnel.  The assertion of this book is that the mission provided Maryknollers what they had long desired – 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 which were only later emphasized in the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of the 1960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