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巡禮

 

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簡介

 

彭南生

中國近代史研究所

華中師範大學

 

 

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前身為華中師範歷史系中國近代史教研室,由於章開沅先生從事辛亥革命史研究成績顯著,1978年以辛亥革命為主要研究方向的教師從教研室分出,成立了辛亥革命史研究室。鑒於在辛亥革命史以及其他一些中國近代史研究領域中所取得的突出成績,學校於1984年報經教育部批准,建立了直屬學校、有專門科研編制的歷史研究所。建所後,研究方向不斷在原有基礎上得到擴展,除中國近代政治史特別是辛亥革命史作為具有特色和頗具優勢的研究方向進一步得擴展外,又建立了中國近代經濟史、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史等研究方向,並分別在這些研究方向上也取得了令人囑目的研究成果。1981年華中師大中國近現代史專業成為全國首批獲得博士學位授予權的學科,1988年又被教育部批准為全國重點學科。1997年,在原有基礎上制訂的中國近現代史重點學科建設規劃,通過教育部專家組評審,立項按照國家「211工程」重點學科的要求進行建設。2000年通過教育部專家組通訊評審和實地考察,華中師大中國近代史研究所被評為高等學校百家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之一。


經過近20年的建設,該所已形成特色顯著、優勢突出,在科學研究和人才培養等方面取得較大成就,並擁有一支學術梯隊良好、老中青相結合的研究隊伍和多個明確穩定研究方向的中國近代史全國重點學科。研究所下設「中國近代政治史」、「中國近代經濟史」、「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史」三個研究方向及相應的子機構,現有專職研究人員9人,校內兼職研究人員2人,校外兼職研究人員4人。專職研究人員全部為教授,其中博士生導師7人。該所著名的老一代學術帶頭人章開沅教授為原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歷史學科評議組成員和召集人之一,國家級有突出貢獻的專家;馬敏教授入選教育部「跨世紀人才培養計劃」和人事部「百千萬人才」工程(第一、二層次),是湖北省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朱英教授曾經榮獲霍英東教育基金會高等院校青年教師獎研究類一等獎,入選教育部「跨世紀人才培養計劃」,也是湖北省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該所自1980年代建所後,承擔了眾多各級名類研究項目,特別是承擔了一些國家和省部級的重點研究項目,研究經費充足,研究成果顯著。如國家社會科學「七五」規劃重點項目「中外近代化比較研究」、全國教育規劃「七五」重點項目「陶行知研究」和國家社會科學「九五」重點規劃項目「中國近代史上的官紳商學」,國家教委跨世紀人才項目「民國時期社會發展水平研究」和人文社會科學「八五」重點規劃項目「近代中國商會研究」以及湖北省社科「八五」、「九五」等多項重點項目。除此之外,還有其他省部級和國際合作項目30餘項。出版學術專著50餘部,在海內外發表論文近600篇,特別是在《歷史研究》和《近代史研究》發表的論文多達80餘篇。

華中師大中國近代史研究所在高層次人才培養方面也取得了突出成績。作為國家第一個培養中國近現代史博士研究生的學術機構,該所已先後為全國高校中國近現代史教學與研究隊伍培養了數十名博士,馬敏、桑兵、虞和平、何建明、彭南生的博士學位論文獲得學術界的廣泛好評,其中彭南生博士的論文《中間經濟:傳統與現代之間的中國近代手工業(1840-1936)》被評為2000年全國優秀博士學位論文。章門弟子目前大多活躍在近代史學界,有些已成為該學科頗其影響的中青年專家。

新世紀伊始,華中師大近代史所顯示出了強勁的研究勢頭,多項課題獲得國家社會科學基金、教育部人文社會重點研究基地2000年度、2001年度重大課題及「十五」規劃課題的資助:章開沅、嚴昌洪、劉偉教授的「辛亥革命與中國近代社會變遷研究」、馬敏、朱英、彭南生教授的「近代同業公會研究與當代中國的行業協會規範」、彭南生教授的2000年全國優勢博士學位論文專項資金資助課題「中國近代鄉村前工業化問題研究」等,2001年度本所又獲10項科研課題,分別是: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2001年度重大項目2項,即馬敏教授的「近代中國民間社團研究」、羅福惠教授的「近現代長江流域學術文化的轉換與發展」;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3項,即章開沅教授的「教會大學與中西文化交流」、馬敏教授的「博覽會與近代中國」、彭南生教授的「近代東部鄉村傳統工業中的前工業化現象研究」;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十五規劃項目4項,即章開沅教授的「張謇與中國近代社會」、朱英教授的「近代中國商人與社會變遷」、嚴昌洪教授的「20世紀中國社會生活研究」、劉家峰博士的「基督教與中國近代鄉村建設運動(1907-1950)」;橫向合作項目1項,即與訊息產業部合作研究的「近現代中國對外貿易與訊息產業發展」。

華中師大中國近代史研究所今後的主要目標是:在已有較高起點的基礎上,進一步將該所建設成為中國近代史學科內從事高水平學術研究、培養高質量專門人才,在國內領先、在國際上有較大影響的全國重點學科。

 


 

 

 

研究札記

 

 

中國婦女纏足之始的再探討

 

王冬芳

遼寧社會科學院史研究所

 

 

1996年筆者曾應出版社之邀,撰寫了《邁向近代─剪辮放足》(遼海出版社1997年出版)一書。2001年又應香港浸會大學之邀請訪學該校,並演講中國婦女纏足問題。為準備演講而拜讀了近年來出版的關於中國婦女纏足專題的數種小冊子,發現其中對纏足之始的記述均有錯誤。多依前人之一說:起於五代時的李後主與窅娘,更重要的是引證史料未經核對,不作考證臆想定論。為追尋歷史本來面貌用了三個月的時間重新查閱史料,發現這是一個體現中國特點又根源很深的社會歷史問題。李後主與窅娘雖為昏君和舞姬也不應該蒙冤,去承擔發明婦女纏足的千載罪責。其實古代已有多人研究,並非都是始於李後主的觀點,他們各持道理。

每涉及纏足問題,首先要問“為甚麼要纏足”,這是問題的核心,就從這個問題開始追究下去。分析纏足目的與“窅娘說”之間的關係;陳述宋代及以後有關記事;因為許多人從小鞋認定小腳,所以必須考察鞋襪之制;再查官修史書記載的故事,以證男鞋女鞋男腳女腳之分別。

一、纏足的目的  

纏足是中國歷史上的怪現象,近人譴責其對婦女的摧殘。但在當時卻是人們自覺自願的行動,這?所說自願非出自纏足者,而是出自纏者的父母親屬、社會輿論風氣。為甚麼要纏足呢,追尋當時的社會思想。  

 

《女兒經》是諸多規範婦女德行教材讀物中,最通俗與最基本的一種,是膾炙人口的讀物。《女兒經》有多種版本,除辛亥革命以後出版的版本將纏足內容刪掉外,其餘版本均有纏足內容。“為甚麼事纏了足,不是好看如弓曲,恐怕她輕易走出房門,千纏萬裹來拘束”。另一種通俗讀物《清苑詩謠》中說“裹上腳、裹上腳,大門以外不許你走一圈”。上面兩種傳播最廣的讀物證明,用行動不便將婦女束縛在閨房中並不是源於父母的要求,是源於社會的要求。《女兒經》中所說不許婦女到外面活動,在傳統習俗中到處可以印證。在20世紀560年代家長們訓誡自己的女兒還常這樣說“又到外面風去了”,“風”是批評婦女的口頭讒,只要到外面,無論做甚麼都是不對的,是“風”,婦女的標準德行是限制在家中。  

   

我也聽到過老人們的回憶,她們說纏腳時大人們都對她們說:“姑娘纏了腳就收了心,省得在外邊撒野”。纏足是為了使婦女從小到老都關在家?,對於貴族人家還勉強可以,因為衣食不愁,凡事又有人代勞。而對廣大勞動家庭的婦女則不同,她們仍要走出二門、大門,要耕種、打柴、擔水,根本做不到除父兄丈夫之外不見任何男人。她們苦就苦在既纏足又要做事。顯然不讓出門也不是最終目的,結合當時社會的整體形勢,即社會對女性最重要的要求,是要求婦女守節守貞操,“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女人們每遇緊急情況,遇強暴時不是抗暴和求助,而首先是保護“貞操”,先去自盡,以保貞操或消除“失貞”之辱。在如此強烈的保貞觀念下,普遍的“預防”失貞的纏足成為有德望門風的標誌,有德望才是高貴門第。  

   

1. 門第高貴的標誌

 

由於纏足是封建社會最高道德的產物,所以纏足成為道德之家門第高貴的標誌。每個家庭都有母親、妻子和女兒,都有女人。這些女人必須纏足,不纏足被視為沒有教養,家中直系親屬沒有教養,那麼這個家庭的社會等級自然下降。所以相關親人強迫女兒裹腳,以至在娘家裹腳未成的妻子在丈夫與公婆的家中繼續裹腳。例如,清朝末年香港富商何炳桓有8個女兒,強令她們纏足。何香凝也是他的女兒,堅決反對纏足。父與女之間為纏足進行了反復較量,父親為的是維護何家上流社會的形像和女兒一輩子的良好歸宿。頗具反抗性格的女兒不顧一切,纏了就拆,使父母拿她沒有辦法。她終以大腳聯上喜歡大腳的廖仲凱為姻緣。但是中國婦女像何香凝那樣有主見敢反抗的不多見。我有一位朋友名姚居順,他為撰寫《中國纏足風俗》(1991年遼寧大學出版社出版)一書採訪了陸致蘭老人(姚居順的同事的母親),當時老人75歲,是最後一代纏足人。她的娘家住山東省濟南市商河縣陸家村,父親是清末秀才,以教私塾為業,家有土地僱工。她的母親的腳小於三寸。她的鄰居小姐姐名叫“雲子”,因為出嫁前沒有纏好腳,出嫁後被強行繼續纏足。腳疼得不能走路,於是跪在鍋台上做飯,給在一里地遠的場院?做事的丈夫幫忙,是爬著去的。還被丈夫喝斥來喝斥去的,原因是沒有纏好腳,使丈夫家門的名聲受到影響。彼時大量資料反映有地位的人家絕不娶大腳的女子,大腳女子只有嫁給沒有地位和不介意地位名聲的家庭。陸家村300多戶人家女人都纏足,因為這些家庭都害怕不好的名聲和後果。清末人任山東莒州知州的福格,在其所著《聽雨叢談》(清代筆記史料叢刊)1959年中華書局出版)一書卷七“裹足”條記曰:“外此各省女子無不纏足,山、陝、甘肅此風最甚。至以足之纖鉅,重於德之美涼。否則母以為恥,夫以為辱,甚至親串里黨傳為笑談。女子低顏自覺形穢”。他引述黟縣余正燮著《癸巳彙稿》一編,其中言“婦人貴賤履舄及靴”。“履舄及靴”是穿在腳上的,腳大則鞋大,腳小則鞋小。鞋小人貴,鞋大人賤,所以說婦人的貴賤之分以鞋之大小區分。在這樣的社會標準下哪家不娶小腳媳婦呢。那個時代女人沒有社會地位和政治權力,也沒有經濟來源,婚姻是她們的終生歸宿,所謂“嫁漢,穿衣吃飯”。婚姻如此重要,婚姻又與腳有如此密切的聯繫,女兒家怎能不重視腳呢。 

 

中國婦女“自願”忍受纏足之苦,是為了滿足社會輿論要求。在幼女尚不懂得社會輿論是何物、危害有多大的時候,她們的父母為之選擇了追隨社會要求的道路。而社會輿論或稱那個歷史時期的觀念,為甚麼對女性提出那樣苛刻的要求呢。因為整個封建社會的中國是以“三綱”為其社會構架和理念的最高標準,隨著封建社會的完善和發展,社會觀念的追求也隨著向上發展,直至發展到絕頂的地步。不論社會的發展規律如何,對社會大眾來說一切都是具體的。

 

2. 男婚女嫁的擇偶標準  

 

陸致蘭7歲的時候開始纏足,冬天的一天早上,母親對她說:“你看人家腳小的姑娘多俐索,多好看。大腳姑娘走起路來忽顫忽顫的,震得地都響,醜死了。腳下受苦一輩子享福、腳下放橫一輩子受窮。娘不會坑自己的孩兒,纏吧。”在山東流傳著纏足小調,也即民間諺語。“纏小腳嫁秀才,吃白饃就肉菜,纏大腳嫁瞎子,糟糠餑餑就辣子。”其實不僅山東流傳這樣的諺語,其他地區也如此。浙江餘姚歌謠中說:“一個大腳嫂,抬來抬去沒人要。”四川歌謠說:“做人莫做大腳婆,吃糖嚥菜當馬騾,家人嫌我腳兒闊,丈夫叫我大腳鵝,白天不同板凳坐,夜?裹被各睡各。”

 

婚姻是女人的終生歸宿,對男性也至關重要。在男女家長為之談婚論嫁時,女子腳的大小即纏沒纏足是第一個條件,然後才能測八字送聘禮。無論何種場合看女人,不仰觀容顏雲鬢,先俯察裙下。陸致蘭出嫁當天,其母親告訴她,上轎前提一下裙子,讓吹鼓手看見小腳,吹得又響又亮。待她下轎又要看腳,“全村人都來看腳,先來兩個駕新娘的老婆子,挽我胳膊,要求先露腳,一步踩在磚上(事先設障礙),人們立刻說‘瞧這媳婦多好,腳小,長得周正’蓋頭沒揭,先看腳。”年少的陸致蘭上轎被人查腳,下轎又被查腳,腳是她人生轉折點的第一關。試想她的腳如果不是小的,或者達不到世俗標準會怎樣呢?肯定遭到嘖嘖嘆息和背後的議論恥笑,如此她的親戚、公婆、丈夫會怎樣待她呢。十幾歲的少女是承受不了眾口鑠金的包圍的。更何況本來小媳婦難當,又加上給夫家帶來羞恥呢。正因為如此,陸致蘭的母親說,纏腳雖然疼痛,但是“受苦一時享福一世”。陸致蘭也看到了她的嬸子大娘親戚鄰居的長輩們都纏足,看到了同輩雲子姐纏足未成的痛苦,在她的心靈中打下的烙印是,女人纏足天經地義。為了將來有歸宿,不受氣,再疼也得纏。至於為甚麼纏足她是不能解釋的,她的母親也不能解釋。她的母親告訴她,“老貓上房睡,一輩傳一輩”這就是解釋,就是億萬婦女認為纏足的原因。而纏足的動力就是為了能夠嫁出去,不至於沒人要,為了到婆家不受氣。婆家又為甚麼要虐待足大的媳婦?因為他們也有社會壓力,家風門第都取決於新媳婦的腳的大小。所以,纏足習慣來源於社會對女性的要求。

 

那麼,社會為甚麼對女性提出如此苛刻的生存條件呢。社會問題是複雜的,需要考慮所處的歷史階段、政治制度、社會主導的理論觀念等等。首先能觸及到和感受到的是最能表達意向和造成輿論的是文人雅士的輿論詞章,他們的興奮點表達在詞章之中。

 

3. 扭曲的審美觀

 

裹足走路及被傷殘的足本是最醜的,但是卻一直被高雅的文人大加歌詠。詠小足、詠小足所用的鞋成為文士們聚會飲酒的不衰的話題,題聯、對詩、作賦的長久主題,由此引導社會的審美觀發生了改變,認為自然生成的腳為醜;而被折傷的殘缺的腳為美。小腳通過他們的描繪給人以神秘和妙不可言的感覺和誘惑。如此文人覺得開心,丈夫以為抬高了門風。連幼稚孩童也表示,長大了要娶纏足媳婦。時間久了成為社會的審美標準。所以新媳婦過門,人們先看腳,小而周正就是美女、好媳婦。孫非淮著《鄉土雜錄•魯俗紀略》(見《古今筆記精華錄》卷四)云:“蓮鉤老嫗村媼亦瘦削端正,竟有不足三寸者,每至冬令皆換著小鞋,極精緻絢爛。”在河北宣化還出現“小腳會”,每年五月十三日城皇廟會時,演出戲曲雜技,男人往遊的眾多,在廟前數里長街上,不逛廟會的女子或去後返回的女子,端坐在大門前,五六個人一伙,十幾個人一群,各穿新鞋,一天還要換幾雙,令過往遊人觀看,品論一番,被稱為纖美的小腳婦人,自己以為榮耀,家庭以為增光(《清稗類鈔》7冊,頁3485)。崇拜小腳的同時輿論批評大腳。方苞說他在雨天?看見農婦光腳幹活,“形骸若鳥獸”,體現了他對天足女子的鄙薄。(《望溪全集》卷十七《甲辰示道希兄弟》)腳成為人們關注的目標,不僅小腳很“美”而且代表“婦德”,所以小腳是從外形到品德的完美。袁枚在《答人求妾書》中:“今人每入花叢不仰觀雲鬢,先俯察裙下……僕曾過河南入二陝,見乞丐之妻,擔水之婦,其腳無不纖小平正,峭如菱角者……。”纏足的“美”不僅體現“婦德”和門第家風,甚或成為追求性感美的文人富豪們觀察的重要的女性器官。對於這種扭曲的社會審美觀,近幾年國內有數篇專文進行探討。

二、窅娘纏足起始說的矛盾種種

中國婦女纏足起於何時何人,不僅今天探討者多,古人也探討,應該說自宋代以來就有人述說纏足之事。近年來由於歷史學分支學科歷史社會學的興起,及研究社會學或研究中國文化的學者們,都著文著書探討纏足問題。其中對於起始問題都“根據充分”地認為起於五代窅娘,此說似成通說。拙著《邁向近代─剪辮放足》也取了這個一般說法,落筆之時曾有疑問種種,只是因為該書重點在於寫放足,而交稿時間又緊迫,所以未做考證姑且用之。今日思之,深感其中矛盾種種。

 

1. 窅娘纏足舞及前承後續

 

元人陶宗儀撰《南村輟耕錄》云“惟道山新聞云,李後主窈娘纖麗善舞,後主作金蓮高六尺,飾以寶物細帶纓絡,蓮中作品色瑞蓮,令窈娘以帛繞腳,令纖小屈上作新月狀,素襪舞雲中回旋有凌雲之態。”  

 

《十國春秋》(清吳任臣撰,1983年中華書局版)記載:“窈娘纖麗善舞,後主做金蓮,高六尺,飾以寶物細帶,纓絡蓮中,作品色瑞蓮,命窈娘以帛繞足,號纖小屈上作新月狀,素襪舞蓮花中,回旋有凌波之態,由是人皆效之。”根據清人所言古時尺短,為清時六寸,約算為金蓮台高三點六尺,即1.2米,正與觀者坐姿的視線平。台為蓮花形,花上有花,包金或金鑄或銅鑄,飾以寶物彩帶絲絡。可以想見其華麗程度必金光絢爛。此台便是非常美的觀賞物,又有其善舞的愛妃─窅娘著意打扮舞其上。則蓮台成為舞台,此舞台並非尋常,表面不是平面,大蓮台上有數小蓮台。舞者不僅要有優美的上身動作,還要有腳的功夫。更重要的是腳上功夫,必須著地穩準,因為台面不平,則不可能是全腳掌著地,必須腳尖或前掌著地。如此不能穿平常的鞋襪,而以帛纏足,使足尖或掌敏銳地感受到地面情況以控制身體重心。此舞不僅頗見腳的功力,而且“回旋有凌雲之態”、“回旋有凌波之態”,其轉體動作的快捷與引體向上的舒展之美是獨創的。以帛纏足必然比穿鞋顯得纖小,“屈上”使腳背弓起,側視腳兩頭尖中間粗酷似上弦月,從朔日開始的上弦月即是一輪新月。以此分析,李煜與窅娘共同創造的蓮台足尖舞可能是中國芭蕾舞的萌芽。同現代芭蕾舞比,僅缺少劈腿動作。

 

窅娘創造的“芭蕾舞”是李煜“逼”出來的。李煜創造這樣的舞蹈效果僅是他整個奢侈的宮廷生活的一部份。 

 

據吳任臣撰《十國春秋》記載:李煜:建隆二年立為太子,留金陵監國,當年六月嗣立於金陵。後主“性尚奢侈,常於宮中製銷金紅羅幕壁,而以白金釘?瑁押之,又以綠鈿刷隔眼中,障以朱綃,植梅花於其外。”  

 

又見於《南唐拾遺》記載:“宋伐江南時,獲後主寵姬,夜見燈燭則閉目,云宮中本閣每至夜懸大寶珠,光照一室,如日中也。其名氏不可考。”

 

 

還見於《宋史•五行志》卷六十五(中華書局標點本頁1429)“又煜宮中盛雨水染淺碧為衣,號‘天水碧’。未幾,為王師所克,士女至京師猶有服之者。”

 

 

南唐李後主的奢華生活遠不只這些。他不僅追求富貴華麗,而且彪炳較高文化價值的藝術生活。他雖是無能的昏君,卻是具有高品位的藝術創造天賦的風流才子。他提出創意,窅娘則極力體現他的創意,他們共同創造了金蓮台上的裹足舞─前所未有的雛形芭蕾舞。

 

李煜的創意並非憑空,是對前人的發展。南北朝時齊東昏侯奢糜無度,他為尋求富麗華美的生活情趣,為潘貴妃鑿金為蓮花,以貼地,令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花。又見《南史》卷五十一梁朝臨川靜惠王蕭宏傳,蕭宏亦步亦趨。“所幸江無畏,服玩侔於齊東昏潘妃,寶屧直千萬,好食鯖魚頭,常日進三百,其他珍善盈溢後房,食之不盡棄諸道路。江本吳氏女也,世有國色,親從子女遍遊王侯後宮,難免兄弟九人因權勢橫於都下。”唐玄宗崇幸楊貴妃,楊貴妃也以優美舞姿奪魁後宮傳於當世。她的錦襪在死時失落馬嵬,被一村嫗拾得,每有人要看必付百錢,此村嫗因而富裕起來。為甚麼許多人要觀賞此襪,因為楊貴妃不僅容顏美、舞蹈美,而且有一雙鴛鴦並頭蓮錦褲襪被唐玄宗讚揚(《古今圖書集成•禮儀典•襪部彙考》)。所有齊東昏侯與潘妃、梁臨川靜惠王蕭宏與江無畏、唐玄宗與楊貴妃,他們的蓮花、寶屧、錦襪和舞蹈都給李煜創造窅娘的蓮台舞以啟發和超前的推動。他們的不斷升級的創造,特別是李煜的登峰造極也同樣引起後世君王追求奢華的模仿。宋代形成宮嬪的“宮樣”鞋和舞人專用靴襪便是窅娘以帛裹足舞蹈美的延續。

 

 

2. 舞蹈美與“婦德”的矛盾  

 

 

窅娘纏足及其前承後續都是宮廷華美富貴生活的最高表現,產生於帝王對奢侈生活花樣翻新的追求,體現了高品位的帝王的文化藝術心態。此種情況同明清兩代婦女的普遍纏足的意義相比,實為南轅北轍。後世纏足追求的是“婦德”,要求婦女不出家門,以行動不便限制出門。兩種纏足各自條件背景不同,目的不同。而且歸屬範疇不同,前者屬藝術範疇,後者屬道德規範範疇。如果沿著李煜的思路發展下去,體現雙足功夫的舞蹈會怎麼樣呢,大凡理想與創造的生存與發展,是受到歷史發展總趨勢或主導主流趨勢的制約的。

 

3. 舞人、舞時纏足與大眾、終身纏足的矛盾

 

不論齊東昏侯寵妃潘氏或梁靜惠王寵妃江無畏的價值千萬的寶屧,還是楊貴妃的錦襪,直至窅娘的以帛纏足,都是寵妃邀寵的傑作,是她們一生中最春風得意的著裝和時刻。而普通婦女則不同,她們為纏足而倍受精神與肉體的痛苦,終生的痛苦。特別在遭遇強暴、戰亂、災異之時更是難逃劫難。再則是高貴的跳舞人在舞蹈的時候,做為道具和化裝將自然之腳包裹起來或穿上舞靴,並非使腳變形和疼痛,而是使之體現自然功能下的舞蹈造型的美感。但明清兩代的纏足是大眾婦女在幼小時必需完成的人體改造,將自然腳的4個腳指折斷並緊纏全腳,使之停止隨身體長高的發育長大過程。這不是美的過程,是自我不得不殘害的痛苦過程。前種纏足和後種纏足無論從範圍、時間、條件背景、外觀和自我感受的諸多因素都截然不同,毫不相干,沒有連接點和直接繼承的必然性。以此而論,後世認為纏足起於窅娘之說實為誤會。

三、宋代社會環境與“宮樣”的記載  

 

近些年來有多部關於纏足的著作這樣說,宋代纏足已普遍,並列舉了許多文獻記載。筆者核實這些記載發現其中多有誤解,主要原因是傳抄者不核對原著或以臆斷所致。研究宋代問題必須首先了解社會環境。

 

1. 宋代社會環境

 

查閱宋史學者對宋代整體情況的研究和評價。

 

北京大學中古史研究中心鄭必俊在《儒學禮教與兩宋婦女》(《國際兩宋文化研討會論文集》1991年四川大學出版社)一文中,這樣說:自漢以來,儒學禮教對於封建婦女的約束逐步居於主導地位。對於兩宋婦女也不例外。但是由於兩宋社會的特點在一定範圍內和一定程度上對儒學禮教的某些傳統觀念有所衝擊,從而為兩宋婦女吸收優秀傳統文化,展現自己的才華與精神風貌創造條件。儒學禮教對婦女的束縛從比較寬鬆向逐步嚴緊的方向過渡,是其發展趨勢。她們與眾所公認的較為自由、開放的唐代婦女同處於這個總趨勢的比較寬鬆的階段,而與程朱理學思想統治下的明代婦女的處境迥異。

 

同在這本論文集中還有幾位學者探討女性境況。  

 

《從宋代婚姻立法和司法實踐看宋代婦女的社會地位》(四川大學古籍所,屈超立撰)一文認為,宋代婚姻立法全面繼承了唐律中的有關規定。《宋刑統》中的婚姻法在有宋一代行之有效,但在司法實踐中,卻比前代所作的判決的寬嚴程度有了某些變化。宋代頒行了一些新的婚姻法規,這些法規中出現了某些有利於婦女離婚與改嫁的條文,且在司法實踐中為一些政府官員所認真執行。宋代婚姻法指導思想仍是“禮”,但對傳統的禮制有所突破,從司法實踐看,政府官員注意到婚姻訴訟不同於其他訴訟的特點,因而尤其注重調解結案。宋代婚姻法規變化發展的原因,與門閥士族在宋代已最後退出歷史舞台,社會中的人身依附關係有所削弱,商品經濟發展,女子財產權有所擴大等因素有關。從文中所引主要是出之於南宋中後期政府官員們處理的婚姻訴訟判詞來看,傳統的認為理學家提倡婦女“死守貞節”的主張,剝奪或削弱了宋代婦女離婚與改嫁權利的觀點,是難以成立的。儒學禮教有一個發展演變過程,它作為一種觀念形態真正作用於廣大婦女,還需要有一個歷史過程,二者之間相互聯繫但不同步,存在著歷史的時間差。理學作為宋學的一個流派出現於南宋時期,直到宋理宗時才得到統治者的承認,取得了學術思想上的地位,然而終宋一代並未成為政治統治與社會文化的主導思想。處於儒、釋、道合流過程中的兩宋婦女,為兩宋文化發展作出了卓越貢獻。

 

《宋代士人生活情趣特徵論》(廣西師大文學所王德明)一文認為有四個特點:一、多樣性;二、內向性;三、審美性;四、文化自娛性。

 

還有學者列舉實例分析宋代婦女所處的文化觀念背景時說:

 

宋代貞節觀念在士大夫社會並不強。范仲淹、司馬光、王安石等人對婦女貞節的看法比較寬泛,婦女再嫁視為平常事,並且都有親屬再嫁之事。除他們還有岳飛的前妻劉氏、趙明誠遺孀李清照、陸游表妹唐婉等的另適為世人所知。宋太祖趙匡胤將其同胞孀居的姐姐再嫁與殿前大將高懷德。

 

宋代奴婢數量急劇增多,有戰俘、罪犯妻女、貧窮賣身者和大量的債務奴婢。在商品經濟不斷發展的條件下,宋代奴婢對地主、貴族的人身依附關係較唐代大為削弱,封建隸屬關係日益向僱傭化的方向發展。

 

所有上述學者的研究說明五代兩宋不可能產生佾足嚴防的社會風氣。  

 

“習俗”做為大眾文化都以一定的自然環境、生產方式為基礎,又與一方人群的思想有關,能體現出很強的地域個性。而纏足作為幅員廣大的中國統一的社會現象,決不是起於百姓實際生活,也不是一般習俗所能涵概,具有很深的歷史理論背景。

 

2. 宋人記宋事

 

最了解宋朝的還是當朝人,所以必須查看他們的記載。

 

第一位先舉張邦基。後人多以《輟耕錄》為重要資料,而該書先列張邦基之言,所以我們先查閱張邦基及其言論。張為北南宋間宣和紹興時人,字子祥,居高郵,仕履不詳,題自宅為“墨莊”。其所撰《墨莊漫錄》中第八卷記曰:    

“婦人之纏足起於近世,前世書傳皆無所有。南史齊東昏侯為潘貴妃鑿金為蓮花以帖地,令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華。然亦不言其弓小也。如古樂府玉台新詠皆六朝詞人纖艷之言,類多體狀美人容色之殊麗,又言裝飾之華,眉目唇口腰肢手指之類,無一言稱足者。如唐之杜牧、李白、李商隱之徒作詩多言閨幃之事,亦無及之者。惟?偓香奩集有詠屧子詩云:六寸膚圍光光緻緻,唐尺短,以今校之,亦自小也,而不言其弓。”

 

第二位是與張邦基同時代人趙令畤,字德麟,為北宋燕王德昭元孫,官至北宋哲宗元佑年間穎州僉事,協理郡政總管文牘的州府幕僚。其爵至南宋高宗紹興年間安定郡王。在其所著《侯鯖錄》(卷四:《四庫全書•子部》)中記曰:“京師婦人裝飾與腳皆天下所不及”。

 

趙令畤與蘇軾關係最好,朝中視其為同黨之人。他們常聚首詩話閒談,上言是在閒談徽宗時代女人髮式3變的笑言後,接下句對腳下之不同,當然也是笑談而已。第三位是蘇軾,他有一首《菩薩蠻•詠足》(見《四庫全書•集部東坡詞》)見錄如下:“塗香莫惜蓮承步,長愁羅襪凌波去。只見舞迴風,都無行處蹤。偷穿宮樣穩,並立雙趺困。纖妙應說難,須從掌上看。”從中看到“宮樣”不是宮外人穿的鞋。偷穿“宮樣”不難,難的是雙足並立的舞步,舞步快捷目所不及。足之纖細美妙難能可貴之處,須從腳掌處看去。此舞功之腳力似與窅娘類比,或者說是對窅娘蓮台舞的繼承。  

 

第四位是北南宋間人袁褧,在其所撰《楓窗小牘》(明陳繼儒輯《寶顏堂秘笈》叢書本,民國11年文明書局石印)卷三上,記曰“汴京閨閣裝抹凡數變。崇寧間少曾記憶作大鬢方額,政宣之際又尚急把垂肩,宣和以後多梳雲尖巧額,?撐金鳳。小家至為剪紙襯髮。膏沐芳香,花?擗}屣窮極金翠,一襪一領費至千錢。今聞虜中閨飾復爾,如瘦金蓮,方塋面丸遍體香,皆自北傳南者。”所記北宋徽宗時事,印證了趙令畤之所言,“京師婦人裝飾與腳皆天下所不及”。髮式在20年間三變,其鞋襪極精美華貴,“費至千錢”是常人不能承擔的。所說“如瘦金蓮”仍不能與後世所稱之“三寸金蓮”相提並論。“瘦”是宋徽宗的審美標準,自然也是時代的標準。其花?擏Y襪的型正適合腳,固然現出瘦型。如當代女性穿體形衫一樣。

 

第五位羅大經為南宋寧宗時人,生於南宋慶元初年卒於淳祐末年,所著《鶴林玉露》(中華書局1983年出版)載:建炎四年(1130),“柔福帝姬”至,高宗“但以足長大疑之。”這位假柔福姬顰蹙而答:“金人驅迫如牛羊,跣行萬里,豈復故態哉。”“上惻然不疑其詐”。這位假柔福姬是貌似柔福的平常人。柔福居宮中裹足,所以腳顯纖小。而平常人不裹足,所以顯大。從假柔福的解釋與高宗不疑其詐可見,宋朝之“宮樣”腳與平常人腳相差不遠,而與後世“三寸金蓮”不同,沒有將腳指折斷使腳變形,而且纏足與不纏足的大小差別不甚明顯,所以能蒙混而過。

 

第六是宋朝王明清所撰《揮塵餘話》卷二所載:“向宗厚履方,建炎末為樞密院計議官。履方美髯而若滑稽之狀,裹華陽巾,纏足極彎長於鉤□(缺字)。同舍王佾公為嘗戲語之曰:‘君唐明皇時四人合一而為何耶’。向曰:‘願聞之’。公為曰:‘君狀類黃幡綽,頭巾類葉法善,腳類楊貴妃,心腸似安祿山。’席間一笑,履方不懽。”從向宗厚纏足看,纏足是做為服飾中一種,更確切地說是舞蹈鞋,與眾不同且顯女性特徵,“極彎長”即能顯瘦是可取悅皇帝的裝飾。從男子也穿瘦鞋看,“宮樣”是可以取悅皇帝的裝飾,與明清兩代女子“專利”的三寸金蓮不同。

 

第七為陸游及所撰《老學庵筆記》卷二:“禁中舊有絲鞋局,專挑供御絲鞋,不知其數,曾見蜀將吳珙被賜數百雙,皆經奉御者。壽皇即位惟臨朝服絲鞋,退即以羅鞋易之,遂廢此局”。“宣和末婦人鞋底尖,以二色合成,名錯到底。竹骨扇以木為柄舊矣,忽變為短柄,止插至扇半,名不徹頭,皆服妖也。”北方少數民族也影響南宋人。在此陸游反映了時代信息:一是宮中製鞋的取材,由絲改為羅;二是女鞋的形式,“底尖”、“二色合成”,但僅以此言還難以想像鞋的具體形制。何況鞋底尖不等於腳尖,更不等於腳小至三寸。

 

第八是官書《宋史•五行志》。其卷六十五記理宗朝宮妃“束足纖直名快上馬”。宮妃束足在北宋末年開始,至南宋各朝尚屬崇尚而已,自理宗朝則成為制度。理宗朝已經是南宋後期。

 

第九為南宋度宗時人吳自牧所撰《夢粱錄》一書。作者仿《東京夢華錄》之體記載南宋臨安城之繁盛,第十二卷《湖船》條下記載西湖之上各種遊樂之船,其中:“又有小腳船專載賈客妓女”“遇二月八及寒食清明須先指揮船戶僱定船支,……至日,雖小腳船亦無空閒者。”以此條可見,原為宋朝宮廷妃嬪所穿“宮樣”鞋,已在繁華的臨安城傳到了追求時尚的妓女之中。

 

第十為元朝人徐大焯著《燼餘錄》卷二所載,是他回憶父祖遺失筆記中記述的內容,追記下來的。“兀朮陷蘇時荼生靈歷古未有,小兒十歲以下,男子四十以上及四十以下不任肩負與識字者;婦女三十以上及三十以下向未裹足與已生產者盡戮無遺”。

 

第十一轉摘清人袁枚在《纏足談》(《香艷叢書》第二集)中轉引宋史所云:“宋史治平元年(北宋英宗公元1064年)韓維為穎王記室。侍王坐,有以弓鞋進者,維曰,王安用舞靴。可見當時婦人舞才著弓鞋,平時不著也。

綜上11條史料,均為宋時人記宋時事,無一條寫宋朝婦女纏足成“三寸金蓮”。宋朝宮廷自北宋末年時興“宮樣”,即妃嬪們纏足。由於皇帝喜歡,所以跳舞的人和極欲取悅皇帝的個別官員也把腳裹成瘦長型。宮廷所尚影響京城中貴族婦女,又影響京城中妓女。崇尚時興和邀寵的心態,使纏足面逐漸擴大。但彼時纏足與後世“三寸金蓮”不同,不是幼女時開始纏足,不傷害自然腳,宋代的纏足是承李後主與窅娘之後唯美心態作用下的裝飾;並且在京師或上層婦女,及服務於上層社會的京師妓女的範圍內。宋代纏足與後世,囊括勞動婦女在內最大範圍,標誌“婦德之美涼”的道德範疇有本質的不同。從目的上看,還沒有在談婚論嫁之前提出條件。在吳自牧所撰《夢粱錄》中也記述了婚姻習俗,而且講得很細但隻字未談纏足問題。纏足與婚姻、門第、婦德等還毫無瓜葛。

四、元代以後關於纏足的記載

 

元代以後記女人腳與鞋的文字多了起來,明代文人以女人小鞋為聚會飲酒時題詩應對的題目。清代仍有描繪女人小足小鞋的文字,但同時研究纏足起因的文字多起來了,此處所說的纏足是指大眾婦女纏足,非宋代少數人纏足。    

1. 元人記事

 

近年來內地作者撰寫的關於女性纏足的小冊子中,幾位作者列舉元初人薩都剌寫的《詠繡鞋》一首為例,認為是元代文人歌詠纏足的詩,其中因有“雙尖”、“新月”“凌波”等詞。但通讀全詩並非在詠小腳,而是詠美人動態和男女事。詩云:“羅裙習習春風輕,蓮花帖帖秋水擎。雙尖不露行復顧,猶恐人窺針線情。繅雲隱映籠新月,花影依稀襯香頰。彩鳳將翔相顧飛,鴛鴦謾語愁丹裂。落紅濕透臙脂膩,半幅凌波剪秋水。莫教踏破浣溪沙,濕重東風抬不起。”  

 

“雙尖”指鞋尖鞋的前部,並不是專指“三寸金蓮”的尖形小腳。如果“新月”是借用窅娘以帛纏足的典故,那麼“新月”也不是“三寸金蓮”的小腳,是舞時腳的動作造型。而“凌波”一詞也非僅見於詠窅娘舞。魏曹植《洛神賦》有“凌波微步羅襪生塵”之句(見《古今圖書集成》禮儀典卷三百四十六襪部),所以此詩不能作為元初即纏小足的證明。

 

陶宗儀及所撰《南村輟耕錄》是在研究女性纏足問題諸文諸著中被例舉最多的資料,不僅當代也包括明清兩代及民國時期。陶宗儀是元末明初人,所以有的地方注元人而有的地方又注明人,他所反映的正是元代末年以後的情況。其所著卷十《纏足》條,前面引用張邦基《墨莊漫錄》的文字,後面是他自己的文字“惟道山新聞云:李後主宮嬪窅娘纖麗善舞,後主作金蓮,高六尺,飾以寶物細帶纓絡,蓮中作品色瑞蓮,令窅娘以帛繞腳,令纖小,屈上作新月狀。素?舞雲中,回旋有凌雲之態。唐鎬詩曰,蓮中花更好,雲?月長新。因窅娘作也。由是人皆效之,以纖弓為妙。以此知紮腳自五代以來方為之。如熙寧元豐以前人猶為者少,近年則人人相效,以不為者為恥也。”這段文字反映了他的認識,與張邦基認為的起於“近世”不同。張氏的“近世”指南宋初期,而陶氏所稱“近年”指的是元末明初。“近世”與“近年”之間相隔了從南宋到元末以前的二百年的時間差。當然還有他們所指的範圍也不相同,張氏之纏足是指由宮廷興起影響貴族,在貴族婦女範圍內;而陶宗儀之言“人人相效,以不為者為恥”,是在社會的範疇之內。顯見後者的範圍遠大於前者的範圍。範圍的擴大顯然是在宋元之間實現的。那麼陶宗儀所言的人人相效的範圍是否與明清兩代的全國範圍相同呢。同在其書《輟耕錄》中又言:“西淅之人以草為履而無跟,名曰?鞋,婦女非纏足者通曳之。”此所稱無跟即無鞋幫的後跟部分。很似今日拖鞋,以草編成的拖鞋今日也仍能找到。穿草鞋的婦女是不纏足的,說明陶氏前文的“人人”範疇當不包括曳草鞋的婦女。也就是說在陶宗儀的時代即元末明初時,在全社會時興纏足,同時又是纏足與不纏足並存的時代。從不纏足者通曳草鞋看,不纏足者多為貧婦。結合宋代“花靴弓屧窮極金翠,一襪一領費至千錢”的記載,推知纏足是費事又費錢的高消費。

 

依陶宗儀的記述,元明之際婦女崇尚纏足,但又非全部婦女都纏足,是纏足與不纏足並存的時代。此種情況又為明初人所記載之事所證實。不僅西淅婦女不纏足者曳草鞋,同時有淮西婦女不纏足的例證。

 

2. 明人記事

 

在《五朝小說大觀•明人百家》中收輯了吳郡徐楨卿撰《剪勝野聞》。有一段文字雖記明初事,卻能反映元末的情況。

 

“太祖常於上元夜微行京師。時俗好為隱語相猜以為戲。乃畫一婦人赤足懷西瓜,眾嘩然。帝就視,因諭其旨(小字)謂淮西婦人好大腳也。甚啣之。明日命軍事大僇居民,空其室。?馬后祖貫淮西故云。”

 

此段小故事反映元末裹足已成風氣,如陶宗儀所言“人人相效以不為者為恥”,馬皇后因為“不為”而被世人恥笑。但同時證明非人人“為之”。馬皇后“不為”因為她生活的環境允許她“不為”,或者是生活在“不為”的環境中。應該說後種解釋更合理。但是隨著地位躍升社會對她要求更高,所以社會或者說崇尚纏足人嘲笑她不纏足。但無論怎樣,至少說明淮西婦女不纏足。元末是纏足與不纏足並存的時代。

 

明中葉以後學者胡應麟在其所著《采菲錄•正編識小錄》中探討纏足問題。“宋初婦人尚多不纏者,蓋至勝國而詩詞曲劇亡(無)不以此為言,於今而極”。“至足之弓小,今五尺童子咸知艷羨。”又在《少室山房筆叢》卷二十四(《四庫全書》第886冊•台灣商務印書館本)中說“古言婦人弓腰而不言弓鞋;言纖指而不言纖足。”“古人風俗如墮馬愁眉等史傳尚未絕書,此獨不著。太白至以素足詠女子,信或起於唐末,至宋元而盛矣。”胡應麟認為唐以前未行裹足。

 

明末人沈德符在所著《野獲編》(扶荔山房本)第二十三卷《妓鞋行酒》條,記元朝文人(亦即元末明初人)事時說:“元楊鐵崖(即楊維楨,生於元元貞二年,卒於明洪武三年,山陰人,泰定四年進士)好以妓鞋纖小者行酒,此亦用宋人例。而倪元鎮(元大德五年生,明洪武六年卒,江蘇無錫人,著名畫家)以為穢,每見之輒大怒避席去。”“元鎮潔癖固宜有此晚年受張士誠(元治至元年生,至正二十七年卒,泰州人)糞漬之酷;可似引滿香尖時否”。從所引文字中可窺見沈德符是喜歡用妓女鞋行酒令的,所以在此段文字中間記了他與友人以妓鞋行酒樂事。“隆慶中雲間何元朗覓得南院王賽玉紅鞋,每出以觴客,坐中多因之酩酊。王弇州至,作長歌以紀之。”字字可見當時文人的樂趣所在,地位卑微的妓女的小鞋,居然使著名的文人雅士酒意濃詩興發。他在同上書《婦人弓足》條中探討纏足之始,認為婦人纏足始於唐中葉,而不同意始於五代李後主說。

 

婦人纏足不知始自何時,或云始於齊東昏,則以步步生蓮一語也,然余向年觀唐文皇長孫后繡履圖,則與男子無異,友人陳眉公姚叔祥俱有說,為證明又見則天后畫像,其芳趺亦不下長孫,可見唐初大抵俱然。惟大曆中夏侯審詠被中睡鞋云:雲?蟾鉤落鳳窩,玉郎沉醉也摩挲。弓足始見此,至杜牧詩云鈿尺纔量減四分,纖纖玉?\裹輕雲。又韓偓詩云,六寸膚圓光緻緻。唐尺只抵今制七寸,則六寸當為今四寸二分,亦弓足之尋常者矣。因思此法當始於唐之中葉。今又傳南唐後主為宮婢窈娘作新月樣,以為始於此時,似亦未然也。

 

他對婦人纏足多有關注,留意當時宮中情況。同在上述文字之後記曰:“向聞今禁掖中凡被選之女,一登籍入內即解去足紈,別作宮樣。取便御前奔趨無顛蹶之患,全與民間初制不侔。予向住京師,隆冬遇掃雪;軍士從內出拾得宮婢敝履,相示始信其說不誣。近年黃岡瞿徵君九思,建議御虜中有一說,欲誘化其俗令彼婦人習中國法俱束縛雙足為弓樣,使男子惑溺減其精力,惰於擊刺,以為此弱虜制虜妙策。予亦不知此計果有濟否,但隆慶元年大虜攻陷山西石州,掠所得婦女驅之出塞,憎其不能隨馬疾馳,盡刖其雙足,以車載歸,百無一活。世固有不愛雙纏者,瞿君此策亦未為制勝也。”

 

再查明官修史書《明史•輿服志》載:“皇后青襪……皇太子妃命婦九品同。宮人則弓樣鞋……是貴人不以裹足入制”“宮人冠服,制與宋同。紫色,團領,窄袖,偏刺折枝小葵花,以金圈之,珠絡縫金帶紅裙。弓樣鞋,上刺小金花。”

 

此處所言“弓樣”是指鞋樣,非指將腳裹成“三寸金蓮”,因為前文已說“登記入內即解去足紈”,“取便御前奔趨無顛蹶之患”。在明代,不管世俗婦女為腳如何,宮中婦女有幸擺脫了纏足的痛苦。從元末楊鐵崖到明末沈德符,都喜歡拿女人小鞋尋開心。同時他們也熱衷考查婦女纏足起源,認為在唐中葉或末葉,也有“楊用修謂婦人纏足始於六朝,以樂府雙行纏為據”(見《野獲編》卷二十三),楊用修即楊慎,明嘉靖時人。明人把纏足起源向前推至唐以前,超過元人陶宗儀,也未考宋人記載,只憑琢磨不定的個別詩句。

 

3. 清人記事

 

首先看清朝人余懷所撰《婦人鞋襪考》(《香艷叢書》第二集卷四)一文,認為“纏足起於南唐李後主”。同時說“宋元豐以前纏足者尚少,自元至今將四百年,矯揉造作亦泰甚矣。”以此看他的觀點,大眾纏足起於元代。唯不知余懷為清何時人,若查知可推斷起於元代的初、中、末的確切時期。

 

袁枚有《纏足談》(《香艷叢書》第二集卷四)一文,也考婦女纏足之始問題。他認為婦女以腳小步遲為美起於先秦。他列舉《北史》中載王楷斷案的故事等證明南北朝以前男女靴大小相同。又舉唐太白詩等證明唐時宮中錦靴非“弓樣”。還舉“宋史治平元年(宋英宗朝公元1064年)?維為穎王記室。侍王坐,有以弓鞋進者,維曰,王安用舞靴。可見當時婦人舞才著弓鞋,平時不著也。”他認為“弓鞋”在宋朝是特定人在特定需要時穿的鞋。

 

清末漢軍內務府鑲黃旗人福格曾任山東莒州知州,於咸豐六年開始寫其書《聽雨叢談》十二卷(《清代筆記史料叢刊》中華書局1959年版)。其卷七有《裹足》條,“自元至今,究未悉自何作俑。”他認為纏足始於元代,並記述了清代纏足情況。

 

“今舉中夏之大莫不趨之若狂,惟八旗女子例不纏足。京師內城民女不裹足者十居五六,鄉間不裹足者十居三四。東西粵、吳、皖、雲、貴各省,鄉中女子多不纏足,外此各省女子無不纏足。山、陝、甘肅此風最盛甚。至以足之纖鉅。重於德之美涼,否則母以為恥,夫以為辱,甚至親串里黨傳為笑談,女子低顏自覺形穢,相習成風”。

 

他同意余正燮撰《癸巳類稿》一編對婦女裹足源與流的考辯。文中說“南唐裹足亦僅聞窅娘”,道山新聞言之最詳。至明人忽有異說,謂古人亦有弓足。其說有二:一者言孝堂山漢畫,女人足前銳。二者言古鏡鑄舞女像,足亦前銳。福格並不同意明人的說法,加以駁之。明人喜歡用女人小鞋做詩酒話題,又將纏足之始推之更古,反映了明人熱衷纏足的情況。見於書中多言“弓履”,福格說“履弓,足不弓也”。也就是說,“弓履”本為鞋制一種,非專指女人纏足所成的弓足弓履。他列舉《北夢瑣言》記載:“王迪被車輾靴鼻逾寸而不傷腳指。三日後入拜翰林,是靴鼻尖銳而空前也。”不能見古文獻中弓履,即鞋前尖銳就認為纏足的證明。

 

關於纏足之始,清人研究的很多。他們的態度比明人更冷靜客觀,有人帶著同情心。他們研究的結論雖未統一,但多趨向於元代,不像明人那樣推到唐以前。明清兩代學者對纏足源的態度不同,結論也不同。

五、古代鞋與襪小考

 

由於研究婦女纏足之始的問題中,多從鞋的形狀找證據,不免失誤過多。古人對冠服之制記載較多,給人印象明確,而鞋之制度及演變往往被官私史家乎視。古人不僅穿鞋也穿襪,今人卻將二種混為一談。《古今圖書集成》的編者即將五代時窅娘纏足的帛列入襪部,而非列入鞋部。所以為清楚起見,考古人鞋制必同時考襪制方能清楚鞋制脈絡。    

1. 古之襪

 

西漢時元帝宦官史游撰《急就篇》四卷,唐顏師古作注。這是一部記錄日常生活所用字的小字典。其中“?,足衣也”。三代之時已有?,稱為“角?”,以帶繫於踝。初以麻為之者。至魏文帝吳妃改樣,以綾羅裁縫製成。後人又加綵繡畫。至隋煬帝時宮人織成五色、立鳳、朱錦襪靿。襪靿逐漸增高,又稱為膝褲。宋代以前穿襪必穿鞋,以後則可以不穿鞋,即演變為靴。唐時稱為鴉頭襪。而“日知錄古人之襪大抵以皮為之”(《古今圖書集成•禮儀典》)。同在上書轉載《北夢瑣言》記載:“蜀吏部尚書韓昭多能而皆不精。朝士李台瑕曰:韓八座事業如拆襪線,無一條長。”從此故事可知當時襪已用線織成。還有起襪子作用的包腳布一直延用到上個世紀中葉。古臣子上殿皆脫屨於階下,穿襪入內。

2. 古之鞋

 

東漢許慎作《說文解字》一書,其中言履,為足所依也。古時宮中專設“屨人”之職以掌鞋履之事。漢朝以前稱鞋為屨,以後則稱履。屨中還有“舄”,專為侯王帝后所用於祭祀大典場合。舄比屨多一層用木做的鞋底,以備長時間站在泥濕地上起隔濕作用。舄有三色:赤、元和黑色,每穿用時服色要與舄色一致。屨舄形制無男女之別,唯在認定顏色的“上色”方面有區別。男以赤色為上,以顯盛陽之義。女以元為上色,表幽陰之義。屨也以顏色表示人的等級,如命夫著纁屨,即粉色屨;命婦為黃色屨。孤卿大夫則白屨黑屨,九嬪內子亦然。屨用皮做成,也有稱冬皮屨、夏葛屨,葛為一種麻。屨的樣式與今不同,幫很矮,靠“絇”和“繶”把屨和腳聯成整體。“絇”和“繶”為經過飾美的繩。後來將履稱為鞋,即取鞋與解同音同意,所以有稱鞋:解也,著穿之時縮其上如履,然解上則舒解也。馬王堆漢墓出土女屍,從其腳上脫下的鞋及墓中隨喪的另幾雙鞋,鞋幫矮靠繩穿結,而且鞋的大小與今鞋差不多。此鞋以絲為之,但不能否定以皮、葛為之的文獻記載。

 

東晉以後稱履的鞋開始增加修飾,永嘉中懷帝時為履加鵲頭、聚雲、鳳頭、鴛鴦、笏頭等形制名目。文獻中說南朝天監中梁武帝以絲做鞋,稱名解脫履,然漢墓已出土了青絲履。又有說自秦以絲做鞋,令宮人侍從穿用,庶人不可用。見於《古今圖書集成》(三百四十六卷履部)履部雜釋條記各地對鞋有不同稱呼。徐兗之郊謂之扉。自關而西謂之屨。自關而東復履其庳者謂之?下。東北朝鮮洌水之間謂之?角。南楚江沔之間總謂之麤。西南梁益之間或謂之?或謂之?。“履其通語也”。

 

古人不能都穿屨或履,廣大社會下層人多就地取材做鞋,形成了各種樣式材質的鞋。僅就文獻或字典中出現的鞋列舉如下:麻鞋,以麻為之者;不借,即草履,其材料到處可取人各自備,故以“不借”名之;抱香履,用抱香木(生於水松旁,質地極軟)刳而為履;屐,用木板做的鞋;屧,鞋的襯底,或木屐,木板拖鞋;屩,用草或麻做的鞋;屣,即指鞋,有稱敝屣,即為破舊的鞋;靸鞋,蓋指履。

 

綜上所見,古代鞋履之制,可以形制、材質、顏色區別貴賤、功用。在最上層社會以顏色區分男女。有一說男履方頭;女履圓頭,取其順從之義,晉以後婦人履也改為方頭。故福格稱“男女之履式互易”。而見於漢馬王堆出土女屍足上之履既方又尖,上翹雙尖。但從鞋的大小上見不到男女鞋之區別,下面繼續考之。

 

3. 男鞋女鞋男腳女腳之分

 

以上主要從文字角度考查鞋制,下面從史實故事辨析男鞋與女鞋男腳與女腳。

 

第一,花木蘭與祝英台都是民間傳說中的人物,她們的故事婦孺皆知,膾炙人口。她們一武一文都女扮男裝,生活在男人群體中很久卻不被發現。首先證明她們不是裹成“三寸金蓮”的小腳女人,而是天然腳。否則從走路姿式就能辨出男女。

 

第二,再查文獻,官修史書《北史》,北魏文帝時(公元484年)有位著名的驍勇大將楊大眼,其“妻潘氏善騎射,自詣軍省大眼。至攻戰遊獵之際,潘氏亦戎裝齊鑣並驅,及至還營同坐幕下,對諸寮佐言笑自得。大眼時指謂諸人曰:此潘將軍也。”(卷三十七)

 

第三,官修史書《南史》,齊和帝(公元501年)在崔慧景傳後附一故事:“東陽女子婁逞變服詐為丈夫,粗知圍棋,解文義,遍游公卿,仕至揚州議曹從事。事發,明帝驅令還東,逞始作婦人服而去,嘆曰:如此伎,還之為老嫗,豈不惜哉。”(卷四十五)

 

第四,官修史書《南史》梁朝武帝(公元505年)時,武帝弟臨川靜惠王蕭宏傳:其“與帝女永興公主私通,因是遂謀弒逆,許事捷以為皇后。帝曾為三日齋諸主,並豫永興。乃使二僮衣以婢服,僮踰閾失履。閤帥疑之,密言於丁貴嬪,欲上言,懼或不信,乃使宮帥圖之。帥令內與人八人,纏以純綿立於幕下。齋坐散,主果請間,帝許之。主升防而僮先趣帝,後八人抱而擒之。帝驚墜於扆,搜僮得刀,辭為宏所使……”(卷五十一)

 

同在該傳中,臨川王挂帥出征,“魏人知其不武,遣以巾幗北軍”,終被敵之女軍所敗。

 

潘氏和婁逞均女扮男裝,而此二僮則男扮女裝,穿女婢鞋,驚慌掉鞋,都證明女腳非小腳,女鞋非小鞋,男鞋與女鞋大小形制及顏色都相同。而且從女子編軍證明潘氏、婁逞不是個別現象。

 

第五,宋朝李昉奉敕監修《太平廣記》。第491卷有謝小娥傳,記其在唐憲宗元和十三年即公元817年事。謝小娥女扮男裝在仇人家中做總管兩年,時時與男主人相伴左右頗得信任。她抓住機會殺死兩仇人,替父親和丈夫報仇。謝小娥肯定不是小足,她生活的時代也不實行小足乃是肯定的。《太平廣記》中記載了許多關於女性的故事,均無小足的記載。

 

第六,官修史書《北齊書》載任城王湝故事。天統三年(公元567年),其官拜太保并州刺史,別封平正郡公。時有婦人臨汾水浣衣,有乘馬人換其新靴馳而去者,婦人持故靴詣州言之。湝召城外諸嫗,以靴示之,紿曰有乘馬人在路被賊劫害,遺此靴焉,得無親屬乎。一嫗撫膺哭曰:兒昨著此靴向妻家,如其語捕獲之。時稱明察“。(《古今圖書集成》禮儀典第三百四十八卷)

 

第八,見於白居易寫勞動婦女的詩,她們不僅做女紅、農耕,而且上山砍柴做男子之事,如是行走顛蹶的“三寸”小足何以擔當。廣為流傳的五代時前蜀國婦女黃崇嘏,女扮男裝在周庠節度使帳下任職,做事認真能力超群,深為周庠稱讚。因談婚論嫁而事洩,被驅出衙府。

 

以上故事中多為女扮男裝,使這些勇敢的女性獲得了自由和社會活動空間。她們的成功必須有活動自如的天然腳做保證。還有男穿女鞋被發現的故事,說明女鞋與男鞋材質式樣和大小無分別的事實。在故事所發生的年代?不僅女人們沒有裹小腳的習慣,而且在追求奇想的貴族皇室之中還沒有崇尚纏足的風氣。這個時代延至北宋中期。若依據明太祖的馬皇后尚為大腳,應推知元末以前女人尚為自然腳。

 

六、遺留問題

 

那麼中國婦女開始纏小足究竟從何時起,何人推動,尚需將下列兩個問題做認真調查。

 

第一,對元代至清代,文人雅士關於纏足記載與創作,進行量化調查與內容分析。能夠理出社會輿論起伏走向,脈絡曲直粗細。

 

第二,研究理學在社會理念中居於統治地位的深化過程,尤重點在“防閒”絕對化的進程。因為纏足之事不是通過法律和行政手段推行的。明朝宮廷不纏小足,直至南明時期遴選后妃還提出不選小足的條件。清朝自其建立時起即嚴令反對纏足。在各朝代法律條文中也無纏足規定。如視做習俗,也非同一般,是在全國範圍的共同觀念下的產物,不受地域限制,不受自然環境與生產方式影響,反而違背自然環境和影響生產,是純粹人的意志的產物,社會觀念的產物,所以必須從思想觀念的脈絡中尋找答案。

 


 

 

 

【史學家誌】

 

 

從《陳君葆日記》看陳寅恪在香港期間的活動

 

周佳榮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

 

 

(一)

 

著名歷史學家陳寅恪(1890-1969)在抗日戰爭期間曾一度任教於香港大學,傳為香港學界的佳話。此事在陳氏的學術生涯之中,究竟有何重大意義?可能由於資料不足的緣故,至今似乎不曾有人作過深入的討論。謝榮滾主編《陳君葆日記》上、下冊(香港:商務印書館,1999年),有二十多處提到陳寅恪,比較明確地記載了陳寅恪在香港的一些活動,相信有助於進一步了解當時的情形。

 

陳君葆(1898-1982),廣東省香山縣(今中山市)人,畢業於香港大學文學院,曾在星加坡和馬來西亞工作。1934年起受聘於香港大學,擔任中文學院教席及馮平山圖書館館長之職。其間經歷了日本佔領香港三年零八個月的黑暗時期,至1956年止,他一直在這個崗位上,見證著時代的變遷。陳君葆長期有寫日記的習慣,而且日記都保存了下來。近年他的家人把1933年至1949年間的日記整理出來,編成《陳君葆日記》,從中可以看到很多文人學者的事蹟,包括許地山(1893-1941)、陳寅恪二人到港大任教的來龍去脈。1

 

陳寅恪早年曾在日本、德國、法國、瑞士、美國遊學,歸國後應聘為清華學校國學研究院導師。1930年清華學校改為清華大學,翌年中文、歷史二系合聘他為教授;與此同時,他又兼任中央研究院理事。1936年英國劍橋大學聘請為漢學教授,但以眼疾而未應聘。1937年蘆溝橋事變發生後,日軍攻入北平(今北京),陳寅恪的父親陳三立(1852-1937)憂憤病發,拒不服藥而死。陳寅恪料理父親喪事完畢,便攜家眷倉皇逃離北平,輾轉到長沙。當時戰火日漸逼近,臨時大學決定遷往雲南,改名國立西南聯合大學。陳氏於是挈全家南行,乘船抵香港時,已接近丁丑年農曆新年。春節過後,陳寅恪隻身取道安南,到雲南蒙自授課,他的家人則仍留在香港。2

 

《陳君葆日記》中,記載了陳寅恪在春節期間的一件事情。193823日載:

 

向庚款會請款發展中文學系的詳細計劃書,今晨到圖書館打好送給許﹝地山﹞先生簽字送到副校長處後,到中文學院來上課,許先生和陳寅恪、徐森玉等已在我的辦公室等了好久了,我真有點不好意思。陳寅恪藏有光緒年間「福建台灣巡撫關防」銀印一方及唐景崧回上海後手上李高陽書一通,均富有文獻價值,因怕人家覬覦或別生枝節,遂擬寄存圖書館內。下午我把關防和北平等古齋收據(陳以二百二十金從古董舖買來)封交總務主任並附函說明來歷,剛交出去後,芬尼顏已出席校務會議去了,這印因此不能不暫放寫字間陳君處,因此心?有點不自在。3

 

次日(即24日)又有以下記載:

 

晨早到中文學院急致電話與芬尼汗問曾否收到銀關防,他答說不曾,我心?有點忐忑不安,後來請他查問一下才知寫字間的陳某竟忘卻交出與他了。這銀印本來可以放在圖書館中的古物陳列室的,但陳寅恪也許是地山─定要把它送到總務處的夾萬去,不審何故。4

 

是年秋天,陳寅恪隨西南聯大遷往昆明。他以手邊倖存的眉注本《通典》等參考材料為基礎,於1939年完成《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一書,寄往上海商務印書館印行,但稿件不幸遺失。同年,牛津大學敦聘陳寅恪為漢學教授,並授予英國皇家學會研究職稱。陳氏在昆明因不適應高原氣候,時常生病,又欲與家人團聚,於是決定離開西南聯大。暑假回到香港,準備全家乘搭輪船赴英,但以旅費難籌,加上第二次世界大戰在歐洲爆發,結果未能成行,遂於秋季開學前,折返昆明上課,直至次年夏季學期結束。陳寅恪到香港探親,並等機會赴英,但因歐洲戰事激烈,地中海已完全不能通航,只好在香港暫住,並應許地山之邀,任香港大學客座教授。這對於陳氏一家的生計,是有一定幫助的。5

(二)

 

陳君葆在1940815日的日記內,清楚地記錄了香港大學計劃聘請陳君葆為客座教授的情形,他說:

 

晨晤許先生,他說庚委會撥款若干與港大,施樂詩擬聘陳寅恪在港大任哲學教授,一年為期,待遇月薪五百元,這在目前情況倒不為過,惟陳為清華教授,能否接受仍須由清華決定。這事許變了作中間人。6

 

926日載:「林天任來訪,他對於新文學和中英文化協會的活動都問到,我舉實況語他後,並告以陳寅恪在港大任客座教授的事情,並著他把消息發表。」7此後的《陳君葆日記》中,記錄了1940年間陳寅恪在港大任教期間的幾件小事:

 

其一,1018日,陳寅恪出席了一個畫展的開幕禮。「拾點來賓都齊集了,有羅旭和、羅文錦、傅士德和勃朗教授,陳寅恪也從九龍過來,這甚為難得。」8這是因為陳氏一家住在九龍城附近的太子道,港大則在香港島薄扶林道,返校必須先乘公共汽車到碼頭,渡海之後再乘電車到港大附近,路途遙遠,全程需要近兩小時。

 

其二,陳寅恪在1023日有一個公開演講,題目是〈武則天與佛教〉。當天陳君葆要參加一個課程委員會,「從英皇書院出來時已是四點半,來不及去聽陳寅恪的演講了。」9據說這次學術演講是用英文,不過兩個多月後,即194115日,陳君葆在日記中說「午前校讀所成的陳寅恪先生武曌與佛教一文的英譯稿」,10據此,講稿是很可能是陳君葆替陳寅恪譯為英文的。

 

其三,111日下午,陳君葆和另外好些人到羅文錦的公館,日記中說許多會員都齊集(但沒有寫是甚麼會),史沬黎女史「和陳寅恪兩人是今次遊園會唯一的外賓」。11

 

香港大學中文學會隨後於1122日假薄扶林運動場歡迎陳寅恪,陳君葆最早到達會場,而且頗有一番感觸,他說:

 

好些時沒有走進那?去了,今日天氣陡變吹的很勁的東北風,向晚的雲似乎表示做下雨的模樣,我站在球場沿邊的鐵絲網?邊望望,海面卻異樣的平靜,默示著戰時可怕的寂靜。香港過去的繁榮,好些年前做學生時期的光景一時都呈現在回憶的腦際。運動場?今天沒有人來玩球,覺得格外的孤寂,左顧右望不禁有點悲從中來,但這悲感也許是因為看見屠場?的牛群而引起的。世界豈不一樣地是個屠場麼?究竟誰是刀俎,誰為魚肉!散會後許先生陪陳寅恪先走,我和吳正廷等冒雨步行回圖書館。12

 

當時許地山是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陳君葆在公在私都與他時相往還。194124日的日記寫道:「許先生請吃飯原來大排筵席,陳寅恪先生言幾不知原來今日係許先生生日也。」13但好景不常,許地山於這年84日逝世,對陳君葆打擊很大,而且一面還要為許氏的身後事奔走。87日接著記載:「今日見史樂討,報告他許先生身後情況。關於找繼人教許先生的功課一層,他說,陳寅恪仍是要到牛津去的,便是留港也許不能很久。」14

 

許地山的追悼會在921日舉行,陳君葆說「輓聯中以陳寅恪的乙對為最親切有味,可謂情文兼至」:

 

人事極煩勞高齋延客蕭寺屬文心力暗殫渾未覺;

亂離相倚託嬌女寄廡病妻求藥年時回憶倍傷神。15

 

1942106日,陳君葆因許太太將要離港回去依她五姊,寫了一首詩贈別,兼呈陳寅恪,詩云:

 

蕭蕭草色被秋池,近識生兒錯教遲;

揮手送君愁日暮,更將何語慰想思!

萬里烽煙又到秋,赤城遙望愧驊騮,

何時五管重開道,也與漁樵話舊遊!16

(三)

 

許地山逝世後,港大中文系教授的職位,需要找人接替,陳寅恪自然是適合的人選之一。《陳君葆日記》對此事著錄甚詳,1941814日有以下兩段文字記載:

 

清早陪了伍藻池到羅便臣道去看梁漱溟後,到圖書館,傅士德教授邀往談話,他問我關於中文教授的繼任人的意見,我說,就中國歷史說自然以陳寅恪為最理想而且合適,至於行政方面仍以季明先生補缺為宜,他說很對,便決定如此向當局提出。回頭我把這事對季明先生說了,並約好如有機會的話晚上也可以對杭立武一疏通。

 

晚七點五十分到大華,杭立武已先在,而羅文錦、許乃波都還沒來。略寒喧後,便談到許先生來,最後他竟問到繼任人的問題來,我只得把早上對傅士德說的話大略對他一述,他不作一語,我覺得難於說下去,便轉道「固然陳寅恪先生身體不好,但學校也許不會多給他鐘點的。」他點頭道:「正是」。這樣大家又復默然,我因接著說「不曉得庚委會和先生的意見怎樣?」他說,我一時還不能發表。我覺得事情這樣又起了波折,深悔當時不應該來的這樣早,所以終席都覺得有點不快。17

 

次日(即815日)續記:

 

上午往見副校長報告了那天許先生身後事宜討論會經過情形。關於齡仲請求免費的一層,他說可由我與馬先生具函,更由他副署遞與教育司。他又問了好些關於樊新的話,我都一一答覆了;我心?正怪他何以知的這樣多。關於陳寅恪,他說,寅恪是一定要到內地去了,這是今天杭立武說的;我聽了,沒甚可說,只應了一個「是」。出來時,悶悶不樂,想道:難道是我為人謀而不忠乎?現在如何補救呢?想了又想,只得去告訴馬先生,請他和徐森玉商量看可否請譽虎一設法。18

 

接著,在816日晨,陳君葆到圖書館,仍以此事為念:

 

晨到圖,譽虎已先在,說起陳寅恪事,他說昨天看到杭立武,據謂港大無表示,所以不能為謀,我因把幾次和史樂詩談話經過並和傅士德、杭立武交換意見時情形向他細細說述,結果大家認定關鍵在杭立武一人,只要他不加以阻力,港大方面是不會有問題的。……我們談了很久,結果仍請譽老下午再向杭立武方面疏通一下,同時也不妨請他解釋信?「人事」究何指。徐森玉請午飯,我因十二點要去見史樂詩,所以只好後去。出乎意料之外的,史樂詩告訴我,樊新的事,已由重慶國際學生會去完全關照,陳寅恪呢,則決定由大學聘他為中國史教授,詳細辦法回頭由他和杭商量。聞言之下我一時覺得樂不可支,出來急坐車到牛奶公司去告訴森玉和季明。「好極了,好極了」。下午大家並去告訴譽虎。19

 

到了819日晨,陳君葆「到文學院的辦公室去會齊季明﹝馬鑑﹞先生和傅士德教授。一同往見史樂詩,商量聘請陳寅恪的事情,同時並談到他的功課一問題。結果一切進行均甚順利。」出來時馬鑑說:「這樣我們倒幹了一件快意的事呢。」陳君葆說:「真是『天意欲憐才』了。」20隔了一天,即821日,陳君葆「依約在尖沙咀碼頭會齊李鳳坡、陳寅恪同到牛奶公司去午餐。季明已在那?早等,徐森玉也同來了。」21

 

從上引幾段日記,可以清楚看到港大聘任陳寅恪接替許地山的經過,而陳君葆在此事上,是盡過一番努力的。但只幾個月的光景,日本於128日發動太平洋戰爭,旋即進侵香港,同年年底香港淪陷,進入「三年零八個月」的黑暗時期。陳寅恪困居香港,至次年55日,由香港取道廣州返回內地,其後在桂林任教於廣西大學。22

(四)

 

《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是陳寅恪的重要著作之一,但此書稿件在寄往上海商務印書館時遺失,再交由香港商務印書館印刷,卻在日軍佔領香港期間被燒毀。後來在重慶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本子,是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同仁將舊稿湊成,並不是陳寅恪的定稿。23至於另一重要著作《唐代政治史述論稿》,是1941年間在香港完成的,序末署「辛巳元旦陳寅恪書於九龍英皇太子道三百六十九號寓廬」,次年在桂林抄改後交商務印書館,於1943年出版。24此書是陳寅恪的代表作,對唐史研究甚具啟發性,香港在動亂時代為陳寅恪提供了短暫的研究空間,使他得以完成此巨著,其事雖屬偶然,但也不能不說是一種緣。

 

《陳君葆日記》中,此後還有三處提到陳寅恪。首先是1944219日,當天的日記如下:

 

下午三時許到東亞研究所赴小原的約。先是我對小原說,松榮此君,前曾聞馬鑑屢道其人,日前在餞小川的席上匆匆未及細談至悵,因而約定今日下午到他住所堅尼地道去看他,昨天小原打電話來說他下午剛要市?來處理事務,因此改在東亞研究所敘談。我想這也好。結果我們說了差不多一個多鐘頭的話。松榮前曾努力過中日文化協進的工作,而且曾幫忙過不少中國文化人,如從前他曾送過米與陳寅恪,又據他自己說,戰後幾個月間林紹文也困苦異常,且無米,也由他資助不少。林卒到了昆明去,他似有點那個!25

 

日本人佔領香港後,曾對陳寅恪做過兩件事:其一,是送麵粉給陳氏。當時生活物質極端缺乏,據云「大概有日本學者寫信給軍部,要他們不可麻煩陳教授,軍部行文香港司令,司令派憲兵隊照顧陳家,送去好多袋麵粉,但憲兵往屋?搬,陳先生陳師母往外拖,就是不吃敵人的麵粉。」26陳君葆的日記,再一次印證了此事。其二,是「聞香港日人以日金四十萬圓強付寅恪辦東方文化學院,寅恪力拒之,獲免。」27

 

19451118日陳君葆又載,當天下午「六點許,到王國棟中校家?去,秉芬夫婦與李學良夫婦已早在了,王國棟太太頗慈祥和藹。他們今晨曾說起陳寅恪來,可是忘卻他的名字,晚餐席上我說起他來才省悟過來,原來寅恪仍要到牛津去,但他的肝病恐不治,目恐失明為可慮耳。此公用功太苦了。」28事實上,在這年春天,陳寅恪因生活艱苦,營養很差,左眼視網膜剝離加重,以致失明。住進成都存仁醫院,醫生施手術亦未奏效。當時陳寅恪五十六歲,在他的學術生涯上是極嚴重的打擊。

 

19458月中旬,日本戰敗投降,八年抗戰結束,未幾中國又爆發國共內戰。1949年春,陳寅恪在廣州嶺南大學,兼任中文、歷史兩系教授。論者指出:「早在193810月,日本軍隊在廣東惠陽登陸,不久廣州陷落。嶺南大學搬遷到香港。校方與香港總督協商,港督同意嶺大暫借香港大學的校舍繼續上課。正是這一點緣份,八年後陳寅恪以嶺南大學為歸宿也就有了某種內在的因素了。」29

 

解放前夕,曾有人提議陳寅恪去國,或到香港,或去臺灣,結果陳氏決定留下來。1949823日《陳君葆日記》中,有這樣的一段記載:

 

一位姓鄧的說,陳寅恪先生有幾十件行李要搬到圖書館來,問我能否接納,我說若在二十件以下倒還可以,太多不成。我有點疑惑並不是完全陳的東西,因此我問為甚麼不見有陳寅恪信來,他說信快要來了,但我有點疑惑。30

其事詳情如何,有待進一步的探討。

 

關於抗戰期間陳寅恪的事蹟,近日注意者漸多,有的探討牛津大學聘請他為教授的經過,31有的論述他與香港的關係。32《陳君葆日記》中的記載雖然略嫌零碎,但比較準確和具體地交代了陳寅恪在香港的活動情況,填補了一些空白,實在是不可多得的珍貴資料。

 


1.參閱周佳榮〈大時代的證言─陳君葆及其日記(19331949)〉,謝榮滾主編《陳君葆日記》上(香港:商務印書館,1999),頁VI-X

2.參閱蔣天樞《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頁112-115

3.《陳君葆日記》上,頁348

4.同上註,頁349

5.參閱汪榮祖《史家陳寅恪傳》增訂版(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7年),頁76-80

6.《陳君葆日記》上,頁510-511

7.同上註,頁516

8.同上註,頁520

9.同上註,頁521

10.《陳君葆日記》下,頁533

11.《陳君葆日記》上,頁523

12.同上註,頁525

13.《陳君葆日記》下,頁537

14.同上註,頁548

15.同上註,頁558

16.同上註,頁582

17.同上註,頁551-552

18.同上註,頁552

19.同上註,頁552-553

20.同上註,頁553-554

21.同上註,頁554

22.參閱蔣天樞《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頁128-131

23.參閱汪榮祖《史學陳寅恪傳》增訂版,頁77

24.同上註,頁83-84

25.《陳君葆日記》下,頁660

26.陳哲三〈陳寅恪先生軼事及其著作〉,《傳記文學》第16卷第3期(19703月),頁59

27.〈流求筆記〉,轉引自蔣天樞《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頁130

28.《陳君葆日記》下,頁847

29.陸鍵東《陳寅恪的最後貳拾年》(北京:三聯書店,1995),頁170

30.《陳君葆日記》下,頁1085

31.劉志偉、程美寶〈陳寅恪與「牛津」緣慳一面的真相—牛津大學聘請陳寅恪檔案〉,《明報月刊》第34卷第4期(19994月)。

32.吳定宇〈雲昏霧濕春仍好—陳寅恪在香港〉,19991127日至29日廣州「紀念陳寅恪教授學術研討會」提交論文。

 


 

 

 

【新書介紹】

 

 

近刊香港高等教育圖史兩種

 

 

(一)《與中大一同成長:香港中文大學與中國文化研究所圖史,1949-1997》,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2000年。(304頁)

 

此書通過大量照片、資料,以及許多人的撰述與回憶,反映了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在過去半個世紀的歷程,是研究香港學術界發展的重要參考。

 

書首有主編陳方正的〈序〉,以及李國章的〈序言〉、利榮森的〈建所雜憶〉、馬臨的〈深根固柢,以垂久遠〉和高錕的〈我們的期許〉。正文分為兩部分:

 

第一部是〈歷史的足跡〉,分六章縷述中大從書院到大學的歷程,中國文化研究所的發展,包括體制改革與學制變化等重大事件的始末。

 

第二部是〈回顧與前瞻〉,包括二十六篇文章。「前輩側影」有陳方正〈大刀闊斧的開創者─李卓敏校長側影〉、李學銘〈生民休戚關史筆─敬悼先師牟潤孫教授〉、何漢威〈經濟史壇祭酒─全漢昇教授傳略〉、張洪年〈栖霞紅葉動─記語言學大師周法高教授〉、周佳榮〈師門十年記─陳荊和教授與我〉、林啟彥〈史學志業,儒雅風範─記念王德昭師〉、陳萬雄〈粹然一代學者的風範─懷念嚴耕望師〉、常宗豪〈李棪教授行狀〉、Eva HungThe Humorous World of George Kao〉、孔慧怡〈從風浪?過來的宋淇〉、劉君若〈五四精神、滕閣遺風─記李田意教授〉、鄧聰〈考古學一代宗師鄭德坤教授〉、沈建華〈饒宗頤素描〉、何志華〈出入於思想與語言之間─劉殿爵教授的生平與治學〉。

 

「感懷憶舊」文章,有屈志仁〈文物館的前十年〉、胡昌變〈二十年感懷憶舊〉、劉君若〈採風歲月鱗瓜〉、劉殿爵〈往事與緣份〉、饒宗頤〈研究天地─必見〉、鄧聰〈已忘寄跡在天涯〉、Eva HungEleven Years, and Counting…〉、何志華〈善應機緣─建庫工作十載雜想〉及金觀濤、劉青峰〈緣份:中國文化研究所與我們〉。屬於「文化展望」方面的,有余英時〈回憶與期待〉,勞思光〈談中國文化研究〉、史華茲〈全球主義意識形態和比較文化研究〉。書末附錄大事紀要(1949-1997)及中國文化研究所人員名錄、出版目錄和主要學術活動。

 

(二)《學府時光:香港大學的歷史面貌》,香港: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2001年。此書中英對照,其英文書名及出版者名稱為:Past Visions of the Future: Some Perspectives on the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Museum and Art Gallery,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1. (135 pages)

 

本書是為了配合香港大學成立九十周年誌慶而出版的,書首有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總監楊春棠的〈前言〉,他具體地指出:“香港大學無疑是香港歷史的一個重要環節,香港大學的學生為香港歷史寫了不少篇章。現在是很好機會,給我們去開始整理、展覽和研究香港大學的歷史。”

        全書共有八章,依次探討八個主題:(一)黃燕芳〈孫中山與香港大學〉;(二)黃燕芳〈香港西醫書院〉;(三)彭綺雲〈香港大學建校以前的香港教育〉;(四)方敏兒〈香港大學與香港高等教育〉;(五)林亦英〈盧押與香港大學〉;(六)賀達理、連浩鋈〈呈盧押頌詞〉;(七)周慕愛〈香港大學與中西區〉;(八)林亦英、施君玉〈校園建築物與大學的成長〉。書末有林亦英、施君玉所編的〈年表〉,並附主要參考書目。

書中收錄黑白及彩色照片逾百張,頗為珍貴,從中不但可以看到香港大學成立九十年來的步伐,亦反映了香港社會文化以至高等教育的發展脈絡。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資料室)